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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治国智慧系列(3)

唐太宗拒编文集 观当朝史书明得失

作者:柳笛

唐太宗是位雄才大略的千古明君,也是一位风雅的皇帝。他开设文学馆、弘文馆,君臣在处理政事之余,谈论典籍、创作诗文,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美谈。更可贵的是,这位文武双全的皇帝,对文史有独到的见解,让人深思。

汉代的大赋以词藻华美、气势恢弘著称,官修史书中也用大量篇幅将它们记录传世。唐太宗就此对负责修史的房玄龄说,《汉书》和《后汉书》都载有扬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班固《两都赋》。这些文字华而不实,对规劝帝王执政毫无用处,为什么要收录在史书上呢?

他告诫房玄龄:“今后有人上疏议政,只要他言辞直率,合情合理,有利于国家,无论我是否采纳,都要记录在史书上。”

诗人有诗集,文人有文集,太宗一生有80多首诗歌传世,作《温泉铭》、《晋祠铭》等文章,著《帝范》一书教诲皇子,可见他的文学造诣很深。然而,他却又没有给自己留下一部作品集。贞观十一年(637年),也有大臣请求将太宗的作品汇编成集,却被他拒绝。

唐太宗以飞白书字体所写碑额,刻有“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公有领域)

太宗说:

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史书都会记载,足以流传千古。如果是不遵循古训的、扰乱政务的作品,即使有文采也会贻笑后人,这不是我需要的。

而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这些亡国之君,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道德、品行都不可取。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德行,何必要有文章流传呢?

其实,太宗对文学的态度,也是对历史的态度。而对历史,太宗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与慎重。贞观十三年,他召来撰写起居注(记录帝王每日言行的史书)的褚遂良,打破传统希望查看对自己的记录。褚遂良起初不同意,因为他会把皇帝的言行,无论好坏都如实记录,他担心这样的记录会触怒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彩像。(清人摹绘)

第二年,太宗又对负责修史的房玄龄说:“我每次看前朝的史书,通过惩恶扬善来规劝警戒后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皇帝不能亲自看当朝的国史呢?”房玄龄的回答和褚遂良一致。太宗却说:“我现在想看国史,如果记录了好事,不用多说;如果记录了不好的事,我就可以引以为戒,加以改正。”

房玄龄等史官仍然畏惧天子,将史书删减整理后才敢送给太宗。当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文字非常含蓄时,太宗立刻援引历史旧事教导他们,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周朝才得以安定;季友毒死叔牙,鲁国才得以安定。他说:“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保全万民。史官执笔为什么要隐晦?”他命史官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写出。

魏徵听说这件事后,对太宗的勇气非常敬佩。他说:“皇帝是九五至尊,无所惧怕,只有国史才能惩恶扬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让史官修正史书,正合乎公正的道理啊!”(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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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