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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40)

《共产主义黑皮书》:基洛夫被暗杀和党内清洗

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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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5月12日讯】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持枪进入列宁格勒党总部的年轻共产党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射杀。此后,新的恐怖周期开始了。

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在基洛夫暗杀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洛夫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敌。这种看法源于,1956年2月24日—25日晚,赫鲁晓夫在第20次党代会上,向苏联代表们提交的秘密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幕”。该理论近来受到质疑,特别是在阿拉.基里林娜(Alla Kirilina)的著作中。她利用了以前没有的档案资源。无论如何,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使用暗杀,使阴谋论的想法具体化了。阴谋论,始终是斯大林主义论调的核心主题。通过“证明”存在一个针对该国、其领导人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巨大阴谋,阴谋论让斯大林得以维持危机和紧张的气氛。它甚至成为体制失败的一个便利解释:当一切都变得糟糕、生活不再“幸福快乐”时,按斯大林有名的说法,这“一切都是暗杀基洛夫的刺客的错”。

暗杀事件宣布几小时后,斯大林起草了一项法令。它后来被称为“12月1日法”(Law of 1 December)。这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两天后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它下令对恐怖嫌疑人的审问时间减至10天,允许在嫌疑人没有法律代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审判,并允许立即执行死刑。几个月前恐怖才刚刚有所减轻,而这项法律却标志着与之彻底决裂,且成为发动大恐怖的理想工具。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斯大林在党内的许多对手被指控进行恐怖活动。报刊宣布,“可憎的罪行”是一个受其“在列宁格勒的总部”所指挥的秘密恐怖组织犯下的;除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外,它还包括13名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12月28日和29日,该组织所有成员都被秘密审判,并判处死刑,立即处决。1935年1月9日,对“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派反革命总部”臭名昭著的审判开始;77人都被判监禁,包括某些时候反对过斯大林的、许多知名的党内激进分子。揭穿“列宁格勒总部”,导致随后发现“莫斯科总部”,其19名假定成员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莫斯科总部”的成员被指控与暗杀基洛夫的刺客进行“意识形态共谋”,并于1935年1月16日受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他们“以前从事的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当客观看待时,不可能没有充当催化剂并激发这些犯罪分子的最坏本能”。这种不寻常地公开承认“在意识形态上共谋”的举动,是在多次撇清关系和公开否认有牵连之后,导致他们分别被判5年和10年的监禁。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2月,有6,500人按照新的反恐程序被判刑。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定罪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通知,题为“从对基洛夫同志的怯懦谋杀中要汲取的教训”。正文部分坚称,存在一个由“两个季诺维也夫派基层组织”主导的阴谋,“它们曾是白军组织的前沿组织”。文中还提醒所有成员,与托派成员、民主集中派(Democratic Centralists)、右翼和左翼分裂派别等“反党集团”作长期斗争。无论任何人以前在任何事情上反对过斯大林,都成了嫌疑人。对敌人的追捕变本加厉。1935年1月,988名前季诺维也夫支持者,从列宁格勒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雅库茨克。中央委员会下令所有地方党组织拟定因属于“托派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派集团”而于1926至1928年被禁的共产党员名单,后来仅仅根据这些名单实施了逮捕。1935年5月,斯大林再次致函所有党组织,下令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党员证进行仔细检查。

基洛夫暗杀事件的官方版本,声称暗杀是有人使用假党员证进入斯莫尔尼宫(Smolny)所为,用以证明检查所有党员证的运动有着“巨大的政治重要性”。该行动持续了六个多月,是在秘密警察的全力协助下进行的。NKVD提供证明“可疑共产党人”所需的一切文件,党组织反过来又通知NKVD,作为这场运动的结果,被禁止入党的人有哪些。整个这场行动,导致9%的党员即约25万人被开除党籍。在1935年12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负责这项行动的NKVD主要部门首脑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Ezhov)给出了不完整数据,显示被开除出党的15,218名“敌人”也在这次运动中被捕。然而,叶若夫认为,这场清洗算不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为所花时间比原计划长了3倍,这是由于“当时仍在主管职位上”的一些“官僚主义分子”的“恶意和破坏”。尽管该党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铲除托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但实际上被开除出党的人仅3%属于这些类别中的一类。地方党领导常常不情愿“联系NKVD,并交出要通过行政决定立即流放的人员名单”。简而言之,在叶若夫看来,这场党员证检查运动揭示了,党的地方办公室在多大程度上想要组成对当局消极抵抗的统一战线。这是斯大林始终都铭记的一条重要教训。

基洛夫被暗杀后立马来袭的恐怖浪潮,不只是影响到党内的前斯大林反对者。1934年12月27日,政治局以“白军恐怖分子从西方渗透进本国”为借口,下令从乌克兰边境地区放逐2,000户“反苏”家庭。1935年3月15日,采取了类似措施,“将所有可疑分子从列宁格勒地区边境区域和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主要受害者是近万名芬兰人,这是遭放逐的众多族群中的第一个。这种放逐后来在二战期间达到高峰。1936年春发生了第二场大规模放逐,针对15,000户家庭,涉及近5万人,其中多数是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和德国人。他们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Karaganda)地区,并安置在那里的集体农场。

接下来的两年里,镇压周期加剧,NKVD在1935年作出26万7,000例判决,1936年作出27万4,000例判决。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安抚人口。“被剥夺公民权利者”这一类别被废除,对集体农场工人少于5年的监禁判决被撤销,依据1932年8月27日的法律被判刑的37,000人提前获释,“特别移民”的公民权利得到恢复,禁止被放逐者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歧视性做法划下句点。这些措施往往产生矛盾的结果。例如,被放逐的富农,在被放逐5年后恢复了其公民权利,却最终被禁止离开他们被重新安置的地区。他们的权利一被归还,他们就开始回到他们的村里,这导致诸多不可解决的问题:他们将获准加入集体农场吗?由于他们的房屋和财物被没收,他们将住在何处?镇压的逻辑在此过程中只允许稍微的停顿:没有回头路。

当社会与政权之间的紧张进一步加剧时,政府决定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背书。该运动以安德烈.斯达汉诺夫(Andrei Stakhanov)的名字命名。藉以不寻常的团队合作和重组,斯达汉诺夫成功地将煤炭产量提高了14倍。一场巨大的提高生产力运动开始了。两个月后,1935年11月,莫斯科举行了一场“工人先锋会议(Avant-Garde Workers)”。斯大林本人就“一场摆脱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习惯性守旧的运动”,强调了其“深刻革命性”。事实上,鉴于当时苏联工业的性质,斯达汉诺夫运动推行的几天、几周,甚至几十年,都对生产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设备磨损更快;工作场所事故飙升;产量增加之后,下降期几乎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当局回到上世纪20年代晚期骚扰专业人员的主题,又开始将经济困难归咎于渗透进管理层的所谓破坏分子,尤其是工程师和专家。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任何怀疑、生产节奏的任何中断,或任何技术故障,逐渐再被视为反革命行动。1936年前六个月,超过14,000名工业管理人员因破坏活动被捕。斯大林利用斯达汉诺夫运动,发动了一场新的恐怖浪潮。它作为“大恐怖”(Great Terror)而被世人永远铭记。#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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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3 11: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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