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9日讯】郭罗基先生在《动向》第七、第八期（2003年）发表的《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一文提到：“中国的现行制度是与现代民主相对的现代专制。现代专制一方面是古代专制的延续，具有巨大的历史的惯性；另一方面又与现代民主共恃，对民主产生了抗体。”文章对现代专制与现代民主的比较分析，发人深省，也是笔者多年思考的问题。在此借端申论，就廿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专制的形成之历史和社会根源及其来龙去脉，略陈卑见。
社会主义运动走进死胡同
二十世纪的中国，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由于列强的压迫，外敌的侵入，使民族国家陷入空前的危机，为救亡图存计，必须高扬民族主义，而当时的共产党人顺应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潮流，承担了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因而顺理成章地将这种民族主义潮流引导进入国家社会主义。
另方面，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以来，亦曾尝试通过借贷外资加快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但成效甚微，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始终无法达到工业革命所要求的临界点，现代化的进程步履蹒跚，至使有些政治人物不得不选择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最终陷入闭关锁国与世界市场隔绝的死胡同。
无法实现走向现代化
翻开廿世纪的历史，社会主义运动在它的初期确实曾被许多不发达国家误认为是一条通向现代化的捷径。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如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说利用公有制，通过国家权威集中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办对全社会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据云其好处之一是在内可以将国家由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过渡到快速实现工业化；好处之二是集中全民力量抗御外侮；好处之三是有力量对抗国际资本主义的各种垄断势力。
但是，经过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条捷径是个死胡同，初期的迷人色彩也纷纷剥落。开始几步，它借助洞外的回光还可看清路径，但往深处再走几步，便是一片漆黑，步履艰难。因为现代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过程，它必须商品化、工业化、民主化同步进行。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不能达到以上三个目标。
（一）以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导的生产不是国际化的商品生产。当然，它的产品无法国际化有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本身的产品质量低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至使社会主义生产难于实现商品化。这也是中国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原因。
（二）由于没有世界市场的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必然朝着畸形方向发展。一方面要对抗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压力，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这种以防御战争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如果没有战争，它的工业便没有出路。又由于这种工业没有与国民生活直接挂，结果造成盲目生产和巨大浪费。这种工业化愈往深处发展，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则愈往下降。
（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与民主化发展方向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种制度在国体上要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在政体上则要求一党专制的政治一元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功能现代化了的专制主义制度，或者说是利用现代化的统治工具强化了传统专制主义的制度。
古代专制社会的延续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传统专制主义制度的一种沿续，它与沿着近代人文主义科学理性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制度属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大致可分为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两大类。
在中国历史上，秦统一中国后实行的是传统的极权政制，力图对民间社会进行全面有效控制，结果不出二世而亡。汉吸取秦亡之训，实行传统的权威政制（无为而治即弹性专制），允许民间社会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使社会趋于稳定和繁荣。汉、唐之治都属于传统的权威政制，秦、隋之治则属于传统的极权政制。
中国的传统专制政制以清末慈禧太后的死亡而告终结，继而发生了辛亥革命。孙中山试图在中国实施西方近代民主政制，但这种政制在当时的中国一没有传统，二没有现实基础，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北洋军阀统治创现代专制政制
加之孙中山等现代民主派没有自身的军队作后盾，结果总统宝座亦被军豪袁世凯所夺，民主政制名存实亡。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意味着现代专制政制的开端。
现代专制的特点是军警统治，即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袁世凯是将中国传统专制政制转向现代专制的始作俑者。但袁的政权性质属于现代权威政制。因为他还没有力量统一中国，各种现代专制统治的功能还远远没有发育健全，因此还没有能力实施全面有效的极权统治。
蒋介石继承了袁世凯的现代专制政制，从一九二七年起，开始将现代权威政制积极向极权方向推进。如清剿异党，消除异端，控制出版言论自由等。但蒋还未完成极权政制，中日战争爆发，使其政权被迫回复到弹性的权威政制，与异党异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把专制推向极致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继承蒋介石的现代专制政制，开始全面有力地将权威政制推向极权政制（尽管毛的政权在外在形式上换了社会主义的招牌）。首先是以国有化的三大改造、三反五反运动完成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继而以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一党专制消除异党（此后的民主党派形同虚设），接着又以“反右”运动消除“异端”，用“文化大革命”消除“异己”。
但物极必反，毛的极权政制以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毛的死亡及其继承人“四人帮”的覆灭而告终。邓小平继毛政权之后，有鉴于前车之覆，将毛式现代极权政制回复到权威政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所松绑，直至近期放弃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而转向市场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邓政权将放弃专制而选择民主。
综上所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向大致有两：一是将其专制功能发挥到极点，发展成为军事法西斯专制的现代极权政制，其最后的出路是战争，这是将国家民族导向毁灭之路。一种是将这种体制进行彻底改造，引进竞争机制和制衡机制，放弃一党专制，实现多元政治，最后通向现代民主政制，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迹，这是将国家民族引向光明之路。
历史正义？抑或历史罪恶？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能够保护其民族经济利益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在经济政治上都试图趋向之的一种宏大历史潮流，这种潮流并没有因为东欧的事件而截止。只有社会主义才是通向历史正义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获得一种有利于全人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对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澄清一个长期以来被所谓“社会主义理论家”搅得异常含混的问题，即理念上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问题。
作为理念上的社会主义，即由马克思设想的在高度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基础上建立一个合理、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有其历史的思想渊源和现实的理论根据的。
不符合人类的科学理性精神
从历史的思想渊源来看，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近代以来人文主义运动中要求实现社会平等、人性复归（人人获得充分发展自身才华的机会）的合理思考的产物（不仅仅是马克思，在他之前卢梭也曾沿着近代人文主义运动发展方向去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及其归宿，提出建立人类平等、人性复归的合理社会的设想。我将这类思想家的设想称为追求“价值理性”派）。
从现实的理论根据来看，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为了纠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片面追求工业化和生产效力而导致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现象（即韦伯所称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导致价值非理性的吊诡现象）。换言之，马克思设想的建立合理、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用人文主义运动以来追求价值理性的实现这一路线，去纠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出现的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之偏。
以上仅就作为理念上的社会主义而言。然而，作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呢？由列宁、斯大林开创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与马克思设想的理念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有相同的一面，即如列宁所说的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价值非理性基础）；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即它是违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一种投机取巧。从思想渊源上看，它是直接继承中世纪的传统专制主义思想，并将其现代化。这就是列宁阐述的典型的一党专制理论：将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产生政党，政党推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少数几个寡头统领，寡头中又推举出一位最有权威性的领袖，这个领袖具有神化般的绝对权威。
另方面，从现实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也是相背离的。因此，这种作为专制主义的沿续，违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在它初发时期显得多么宏大和波澜壮阔，但由于它不符合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精神，不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终将被人类所抛弃。今天的东欧、俄国放弃社会主义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原载《动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