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群体抗争多(1)：原因

【大纪元12月28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彦香港报导) 中国党政高层多年来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过，在2004年发生的众多群体性事件和官民冲突事件，无论从规模和严重程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其中几起更是引起震动。专家分析认为，经济高速发展下的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地方政府权钱勾结，腐败严重、缺乏化解与缓和官民矛盾的有效机制等，是造成这些群体事件恶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动荡此起彼伏*

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在2003年发生了约五万八千起重大社会动荡事件，涉及人数三百万。

2004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还没有公布，不过，10月份的香港《动向》杂志报导，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10月4日发布的9月份社会秩序治安的内部通报说，二十九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一百七十多个城市，共发生八十多万人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二十一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三百九十多个县属乡村，发生了五百二十多次规模性群体事件，有一百一十多万人次参加。

*专家：五六年后多危机*

《中国青年报》今年9月3号报导，由九十八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指出，中国在2010年前后可能出现进入“危机多发期”。

*今秋为多事之秋*

在随后的10月，今年的官民冲突事件冲向高潮，发生了数起震动海内外的官民冲突事件。

10月4号，从2003年3月开始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三岔湾村农民抗争市政府肆意征用土地的维权行动被市政府压制，发生严重警民冲突，多人受伤。

10月18日，重庆万州区一宗小事，只因打人一方自称国家公务员，说是即使打死一名社会最底层的挑夫，也可以花钱摆平，便演变成一起数万人冲击政府大楼的警民冲突。

从10月27号开始到11月5、6号，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数万民众，为抗议修建水坝但拆迁补偿极为低下，在水电工程库区抗争，并围困省委书记，与公安和武警发生严重冲突，多人受伤。

随后，在11月10号，广东揭阳上万人因抗议地方当局继续滥收过桥费，焚烧收费站，与消防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出现伤亡事件。

此外，11月12日广西桂林七星区穿山乡农民在市政府前静坐，抗议官方强占和转卖民地。

12月15日，四川泸州火炬化工厂数千工人抗议厂方托欠工资、要求调查厂领导腐败而举行示威活动，几天后被警方驱散。

*民怨点火就着？*

有专家认为，总体上讲，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出现的贫富悬殊，大批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提高缓慢，形成对社会的不满，一旦遇到导火因素便爆发出来。

*郑宇硕：有两极分化，无社会保障*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和社会学教授郑宇硕说：“贫富悬殊或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构成社会动荡、政治动乱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不能很公平地分配，筑成了社会不安、民间不满。更重要的，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大家对先富起来的人有相当的怀疑，怀疑他们财富的来源不正当，觉得很少是真正凭自己的本领赚钱的。他们一般都认为，大部分是靠关系了、靠贪污了，种种不法的手段去累计财富的。”

郑宇硕教授说：“这个贫富的因素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一旦失去工作了，他们很可能维持必要的生活都成问题。一方面是贫富悬殊，另一方面就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的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李谷城：贫富悬殊起抗争*

香港珠海书院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谷城表示，目前，民众对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不满日益增加。

他说：“抗争事件当然主要是贫富悬殊了。中国人有讲说，不患寡，患不均。贫富悬殊的原因，有些是本身体制改革的原因，有些是政策上的原因，有些是个人的原因。而在中国大陆，现在要靠正常的方法，考工资收入、靠辛勤劳动去赚钱是很不容易的。总之，要想点歪门邪道的东西。那些老实的、没有技能的、缺乏生产手段的人，就永远富不起来了。”

*地方官员腐败滥权*

郑宇硕教授表示，导致民众与政府矛盾加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和许多企业领导人贪污腐败，强行征地和拆迁，但又不给予民众合理的补偿，或者是托欠工人工资以及福利等等。

郑宇硕说：“贪污滥权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在农村也好，在城镇也好，有一些地方政府收地，不做赔偿，或者不做合理的赔偿。我们也看到，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偏远的地方，地方官就越容易无法无天，鱼肉百姓。所以，这些地方很容易出现动乱。”

*官多农民苦*

香港珠海书院研究员李谷城也认为，目前许多民间抗争事件都直接起因于地方官员不尽职守、腐败滥权。

他说：“现在的中国政府，它的人民养官员的比例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高的。农民辛辛苦苦赚的收入已经不多了，可是上面还要养许多干部。而这些官员利用手上的权力，比如说批土地呀，把土地的价格压得很低。虽然政府有一定的规定，但它层层苛扣，实际上落到一般民众手上是很少的。那么，他们没有办法维持生活，所以要抗争。”

*体制弊端，缺乏监督*

专家认为，激化官民矛盾的另一主要因素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没有有效缓和与化解官民利益冲突的机制，上访、诉讼或寻求媒体监督帮助都遇到种种阻力，很少能解决问题。据中国官方统计，信访和上访的成功率大约是千分之二，而民告官的胜率也很低。

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教授说：“比较容易制衡贪官污吏的基本上是两个制度。第一是尽量发挥媒体的作用，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目前媒体不能产生这种监督作用。没有媒体的监督，单靠上一级官吏的监督，作用明显有限。第二是人大发挥监督作用，这方面也没好好地做。”

香港珠海书院的李谷城也表示，问题的根结在于体制。他说：“它是一个体制问题呀，没有办法真正地问责，真正地有监督作用可以解决政府和民间在利益分配方面出现的冲突。”

以上是中国社会动乱年终综述的第一部分。在第二部份中，我们将分析缓解这些官民冲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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