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7日讯】第五件大事﹕“人民公社”
1953年“土改”结束时﹐中共立即实行“统购统销”﹐把粮食﹑食油﹑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一统由国家收购﹐销售。干部下乡去动员﹐对农民说﹕“搭帮共产党﹐你们翻身份了土地﹐现在丰收了﹐应该把多余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几千年来农产品都是随行就市﹐自由买卖。现在﹐用比市场价低很多的价格来强行收购﹐明摆着吃亏不小﹐农民们哪肯轻易答应呢﹖于是﹐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几乎所有的干部和公职人员﹐全部出动﹐下乡深入千家万户﹐苦口婆心地劝农民把余粮余棉卖给国家。
你看这事多麻烦﹐农民抵制﹐大大增加了收购成本﹐“统购”任务还是完不成。于是﹐毛泽东打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幌子﹐变相收回“土改”时分给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就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就变成“合作社”的﹐归“集体所有”了。
可笑的是﹐经过动员﹑利诱﹐暗中威胁（不准入社﹐打入地富“另册”等）﹐干部们坐在挂着“XX初级农业合作社”牌子的办公房里﹐要农民抬着一块铺上白纸的门板﹐上面堆满农民“自愿”献出的“大红田契”﹐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送到办公室来……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就刊载着“XX初级社”成立﹐农民踊跃加入的头版头条“新闻”。不信﹖还有照片为证﹐农民们一个个笑逐颜开﹐用铺着白纸的门板抬着大红田契﹐敲锣打鼓送到合作社办公室……结论是﹕“他们是自愿走合作化道路的。”
土地“所有权”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失去﹐农民便失去了希望和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遭受到沉重打击。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中共的“统购”便省事多了。县委一个电话打过去﹐公社干部便服服帖帖将一卡车一卡车质量上好的粮食﹑棉花……源源不断地运进国家仓库。这些粮食﹑棉花﹐原来躺在公社的仓库里﹐“国家的主人”——公社社员——农民﹐见都没见到过。事后知道大批大批送到国家仓库里去了﹐屁都不敢放一个﹗
毛泽东这个人﹐什么事都喜欢“反其道而行之”﹐别人“嫌贫爱富”﹐他却假装“嫌富爱贫”﹐实际上﹐他是“打富欺贫”﹕打杀富人﹐把他们的财富抢夺过去﹔欺压贫苦农民﹐对他们进行无限制的榨取。在他的那颗怪异头脑里﹐认为如果听任农民自由发展﹐就会“两极分化”﹐使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设想当年毛泽东不是“打富欺贫”﹐而是“嫌贫爱富”﹐懂得依靠富人的道理﹐1950年“土改”﹐在财富分配上强行“重新洗牌”后﹐听其自然发展。农村中不善经营者卖出土地﹐善于经营者买进﹐土地重新集中。这时﹐正好赶上五十年代国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场规模化经营时期﹐中国农民跟进﹐就会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使农业呈现出一片曙光。
但不幸的是﹐对人民富裕心怀恐惧的毛泽东﹐宁愿大家都穷﹐也不愿意让少数人富起来。为减少统购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驱使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短短两三年﹐就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再由“高级社”变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数亿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使之成为新一代“类农奴”。
为了备战﹐毛泽东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加大投入重工业建设的资金﹐人为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降低农产品价格﹐牺牲农民利益﹐无限度地盘剥他们。
1958年秋熟时节﹐农村主要劳力﹐为实现毛泽东“1070万吨钢铁”的狂想﹐一窝蜂去土法大炼钢铁﹐让到手的粮食﹐沤烂在田里。这一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仅增3.4%﹐但谁都怕当“大跃进的消极分子”﹐谁都怕成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上下﹐浮夸虚报﹐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报到中南海的数字翻一番﹐“农业大跃进”就是这样吹出来的。“统购统销”政策﹐“征收”与上报产量成正比例增高﹐各级干部为保乌纱帽﹐把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都偷偷上交了。表面上看不到“横征暴敛”的痕迹﹐但“平平静静﹑欺上瞒下”征收之残酷性﹐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1958年浮夸虚报产量严重的河南﹑安徽﹐已出现成批饿死人的现象﹐却层层隐瞒﹐“左狂”们压着﹐不准上报。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被打为“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讲真话﹐“左狂”们继续“反右倾”﹑“反瞒产”﹐虚报高征﹐致使广大地区的农民没饭吃﹐草根树皮啃光﹐一直延续到1961年。三年大饥馑饿死的人﹐是全世界历史上和平﹑无大灾年代﹐饿死人最多的一次。因中共一贯隐瞒死人数字﹐国内外专家只好对饿死的人进行推算和模拟评估﹐答案从2500万至6000万﹐有好几种数字。国际权威公认﹑比较可靠的数字是3500万。
大面积饥荒出现后﹐中共却强制农民不准逃荒﹐怕“影响城市形像”﹐怕“损害党的声誉”。全国各地同时堵关设卡﹐围追堵截。抓了逃荒的农民遣送原籍或关押劳改﹐逼得农民只能困守家中活活饿死。如果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大饥荒发生后﹐国家仓库里积存粮食500亿斤﹐为什么不立即开仓赈灾﹐反而继续征收﹖饿死数千万人的1959—1960年﹐国家出口粮食680万吨﹐到国际市场购回几十万两黄金躺在金库里睡大觉。
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团结﹑稳定﹐经济一定要搞上去﹐老百姓一定要富裕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共急于搞垄断性建设﹐哪里来钱﹖十多亿穷人﹐七折腾﹐八折腾﹐国家也折腾穷了﹐拿不出钱。少数人用非法手段贪污的赃款﹐又不敢拿出来。于是﹐想一个“美其名”的办法﹕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外资”是什么钱﹖还不都是外国﹑外地资本家和农场主的钱。你要用他们的钱﹐可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的钱要增值﹐要盈利。他们精明得很﹐不赚钱的行当根本不理睬﹐也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高科技”。在共产党洋奴和卖国官员的协助下﹐外国资本在中国每一个赚钱的行业﹐都插上了一支吸血管。中国老百姓的“剩余价值”﹐流失的国有资产﹐源源不断地流进外国资本家的腰包。过去听到有人骂蒋介石﹕“宁与友邦﹐不给家奴”。现在“引进外资”﹐宁愿让境外人把剩余价值拿走﹐不准国内出现资本家的做法﹐其后果更加可怕。用“祸国殃民”四个字来形容﹐十分准确﹑恰当。
毛泽东这位“大灾星”﹐一辈子欺骗﹑利用农民做了五件亘古未有的大事﹕“农民运动”﹑“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这五件大事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后果是﹕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和至今仍然落后﹑贫穷的农村。
这位丧失人性﹑没有理性的暴君﹐至死也不肯正视他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毫无点滴忏悔之心。在累累罪行面前﹐虽然心知肚明﹐却厚颜无耻﹑咬紧牙关地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活脱暴露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流氓嘴脸。
1976年9月9日下午﹐传来惊人消息﹕毛泽东逝世了﹗请读一位朋友当时的感想。这是毛死后第一篇《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腹稿于1976年9月9日﹐发表于2003年3月。
1976年9月9日下午5时﹐好友特地跑来告诉我﹐从上面传来消息﹕毛泽东死了。我心里一惊﹗
我没有吱声﹐好友没作任何评论﹐两人会心地相互望了一眼﹐便面无表情地分开了。
我立即放下手头一切工作﹐赶紧跑回自己的卧室﹐关着门﹐闭上眼睛﹐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任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绪在脑子里翻腾。我排除杂念﹐万念归宗地思考“毛泽东”这个人。
啊﹐这个嗜权如命的“伟人”﹐这个“漂亮话说尽﹐凶残事做绝”的暴君﹐终于停止了呼吸﹗
虽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他深居北京中南海﹐我谋生在江南农村小镇﹔虽然﹐我没有那么幸运﹐一辈子无缘“一睹龙颜”﹐但他这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次皱眉头﹐一次发脾气﹐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挥手……都对我们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时不时产生灭顶之灾。他无法猜度的跳跃思维﹐怪癖的行为举止﹐对国家产生无穷的后患﹐对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今天﹐他终于停止了呼吸﹐不能再用他那无法理喻的狂想来残害我们了。
原来﹐虽然我们距离遥远﹐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嗜血成性的他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随时捏死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但现在﹐他不能了﹐终于不能了。
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大气层里呼吸﹐所谓“同呼吸而不共命运”﹐今天﹐他终于不能在这个大气层里吐故纳新了……
于是﹐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轻松和畅快﹐心情无比愉悦。直觉告诉我﹐“毛泽东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变化是肯定的﹐而且肯定会变得比较好﹐比较宽松。但究竟如何变﹖要静观局势﹐拭目以待。
用宿命论来解释“毛泽东”三个字﹐非常巧合。1893年诞生之初﹐“乃翁”“兆锡”他嘉名“泽东”﹐似乎含有“泽润东方”﹑“泽被东方”的意思。但由于他错姓了“毛”﹐意义便恰巧相反了。在湖南方言中﹐“没有”的读音就是“mao”﹐字形是“有”字去掉下面“月”中的两短横（《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了这个字﹐电脑字库中没有）。这三个字连接起来读音“maozedong”﹐意思就是“没有泽润东方”﹗——这大概是毛泽东一出世就命中注定了的。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异数”﹐也是中华民族的“宿命”。其思维特别怪异﹑飘忽﹔其性格特别乖戾﹑执拗。别看他说大话时豪气冲天﹐其实胸心特别窄狭﹐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他认定的事﹐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撞了南墙也决不回头”﹗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泽东不亡﹐国无宁日﹗
我静静地思考﹐用一句什么样简短的话语﹐用一个什么样简短的词组﹐来形容他﹐总结他的一生﹐给他盖棺论定呢﹖
他的一生“丰功伟绩”实在太多了﹐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真是“决东海之波﹐流毒不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他离奇的怪思﹑卑劣的恶癖﹑变幻莫测的诡异﹐莫名其妙的突发奇想﹐翻云覆雨的策略﹐阴险恶毒的诡计﹐白日梦呓般的语言﹐绝灭人性的冷漠﹑冥顽不化﹐丧尽天良……一切的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正的空前而又绝后。
毛泽东没有人性﹐也不讲理性﹐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十分残暴﹑荒诞的“共党皇帝”。在“革命”中看惯了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他﹐在“阶级斗争”﹑“革命总会有牺牲”的借口下﹐“杀”字当头﹐逐渐变成铁石心肠的冷血动物﹐毫无恻隐同情之心﹐毫无宽容仁义之举。从中共诞生开始﹐至今天寿终正寝﹐为他夺权﹑掌权﹐经历他的“革命”﹑统治﹐经过他发动﹑指挥﹑命令﹑号召﹐遭到杀戮﹑战死（双方）以及其他各种途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八﹑九千万﹐接近9位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单独一个人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视他人生命为草芥﹐消灭和损失别人生命最多的暴君。创造了“个人致他人死亡”的世界之最﹐真是天良丧尽﹐罪大恶极﹗
然而﹐我们总结他的一生﹐却不能单单用死多少人来衡量他的罪恶。不能因为他执政﹐掌管军权﹐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采用“人海战术”﹐打死加自损数千万人﹐来总结他的一生﹔我们也不能仅仅用1949年之后﹐他杀掉200多万地主﹐历次运动累计整死﹑逼死﹑枪毙成百万﹑成千万条无辜生命﹐来界定他的罪恶﹔我们也不能仅仅用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他个人制造的灾难﹐饿死数千万人（主要是农民）﹐来给他盖棺定论。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晚年昏聩﹑固执而又残忍的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修防修”为名﹐实则是内部“狗咬狗”的争权夺利﹐丧心病狂地悍然发动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破坏殆尽。道德的堤防被他放出的祸水冲决得荡然无存﹐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文革中﹐也有人趁乱﹐揭开他本人的被窝﹐发现里面脏臭不可闻﹐而对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嗤之以鼻。许多人﹐因看破“西洋镜”﹑勘破人生而放弃自己的操守﹐走向另一个极端。
对中华民族传统优良文化﹑道德的破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罪恶﹐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这种破坏﹐把祖国和民族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道德沦丧和灾变﹐都源于此。因此﹐用一句最简短的话﹐用一个最简短的词组﹐来总结他的一生﹐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找不到别的词语比这四个字更恰当﹐更准确﹐更贴切﹐那就是﹕
千古罪人﹗
【后记】2002年6月﹐我来加拿大后﹐写作了一部反映中共1950年“土改”杀害200多万地主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小说第11章（最后一章）﹐揭露了毛泽东和中共欺骗﹑利用农民的历史﹐与《大纪元》《九评共产党》不谋而合﹐如出一辙。这篇征文是在第11章的基础上﹐经过充实和提高﹐修改而成。《佛怀煽仇录》2003年3月4日发表于“万维读者网络网墨专辑‧陈沅森专栏”﹔2003年5月5日起﹐连载于“大纪元网络文学园地”。
陈沅森
2003年02月14日 初稿
2004年12月04日 改稿
2004年12月23日 定稿
于加拿大 魁北克 蒙特利尔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