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有以下一段叙述：“‘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地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得只知道共产主义。”
对于党文化的如蛆附骨般的附着人心，即使反对共产党也使用了党文化那一套，以上这段对于“六四”屠城事件中一段经典情节的描述，很可以说明问题。
然而，这样的画面，并不只出现在“六四”屠城的情节中，在“六四”之后，至今愈演愈烈的各地维权对抗的事件中，也不少见。例如，2001年10月16日至18日，大庆油田五百多名劳工与党员，因长期拿不到退休金，冲击了大庆市委，致使市委机关瘫痪，并高唱“国际歌”。2002年5月1日至3日，辽宁省的阜新市，六个煤矿局的职工号召集会、游行，有六万多人参加；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工人有力量”等歌曲。2002年5月20日，一千多名大港油田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参加示威的工人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与军警对峙。2003年3月18日至29日，河南省安阳市五间国有煤矿近五万名矿工、职工家属、市民举行“六反”大游行、大示威；在广场控诉当地政府、矿务局官僚，并高唱“国际歌”等歌曲，拉出横幅，上面写着“六反”：“反官僚、反压迫、反剥削、反腐败、反掠夺、反黑暗”。
更有甚者，这种以党文化来号召对抗的方式，就在共产党不断对外扩张其影响力的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后不久，台湾某大学一个学生运动团体，在校园内发起关注“六四”的活动，并演出一出名为“重现天安门”的行动剧，而这出行动剧在编排上的高潮点，也正是模仿广场撤退学生集体高唱“国际歌”；演出学生心中暗自对于“国际歌”能够突破禁忌在台湾的大学校园中被公开演唱而雀跃不已。隔年三月在台湾中正纪念堂所发生的“野百合学运”，“国际歌”更成为许多参与学生乐于传唱的“战斗歌曲”；在三月乍暖还寒的天气里，学生们在颈间围上了红色围巾，心情激奋。
而援引党文化以作为对抗资源，这样一种趋势，也不只出现在较为“左倾”的学运团体之中；为了对抗国民党，台湾更有不少政治人物与政治团体，因此而“请鬼抓药方”，借引了与国民党有着长久历史恩怨的中国共产党所伪编或歪曲的历史诠释，展开对于国民党的攻击。例如，在早期的党外运动中，亦曾宣扬“国民党并未抗日”以否定国民党的历史贡献，近期更诋毁蒋介石为“右翼法西斯”与“暴君”而制造国民党的血腥形象，或在纪念228的同时却刻意忽略了中共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等等。甚至，不少政治人物或其谋士都读过《毛选》四卷，冀望于其中寻得谋略之启发；例如，十多年前曾被奉为圭臬的“以地方包围中央”的选举策略，便是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都市”战术的台湾选举版；而毛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一“斗争至上”的着魔思想，也被许多政治人物和评论家视为政治的“必然之恶”。甚至，亦有友人如此质问过笔者：“我想知道的是，没有了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还有什么？”
以上这些例子，都很可以说明共产党党文化的对外渗透。然而，也必须强调的是，提出党文化同样在台湾蔓延与渗透，用意并不在于要唤回那一个草木皆兵的“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时代恐慌感，而是希望人们必须正视，利用这种以共产党所塑造出来的宇宙观、世界观来追求目标的达成，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它不只是一般人们所想像的只是“一种工具、手段或策略”而已，可以任意取用、任意弃之；一旦用了它，它将会控制人们的思维，以至心灵的深处。
如同《九评共产党》书中所揭示的，共产党的背后是个邪灵，共产党也不过是它在这个世间所附着的物质躯体。也因此，共产党本身也可以反对、斗争甚至杀害它的党领导人，因为，真正的根源是共产邪灵，党领导人也只不过是供其驱使与操纵的工具和躯壳。若因为于己有利而援用了党文化，无异于召唤这一邪灵附体，后患无穷。
“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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