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史：春秋战国（二）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城镇建设的思想

辅佐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在其著作《管子》中对强国富民和城镇的选址建设作了许多阐述。

《管子》开宗明义指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良好的自然环境或坚固的城池并不是真正保障国家的利器，全国上下是否能遵循道德而行，才是个人乃至整体存亡的关键所在。

但毕竟社会已经败坏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称王，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左传•襄公九年》）的程度了，在推行道德的同时，也要加强防卫措施来避免外患，兴建城池是最直接的方式。而选择具有自然屏障、重要资源或特殊意义的地点，则可以降低建立城池的时间与成本。

择中思想立宫建城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审分览》）中国自古以来的“择中”思想，依然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所承传。所以荀子认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而随着商业的发达，通过经商快速累积财富，造就富可敌国的商人阶级，也使择中思想不只适用于政治性城池的选址，更延伸至商业性城镇的选址上。

范螽助勾践复国功成后，辞仕经商，埋名隐姓到陶（今山东定陶附近）这个地方，“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螽是修炼人，容易了解世务的本质，他在陶地亲自耕作，经商公正，虽累积巨富仍然以贤德闻名于世，人尊为陶朱公，后世遂以之为富人的同义词。

霸主选都 管子打破方形定规开变局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追求的是霸业。管仲认为要成霸王，领土要选择在“不倾之地”，就是土地肥沃，左右有山林屏障、附近有大川水泽经过之地，才能“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国家的组织结构亦如中国传统的空间观一样，由小粒子组成大粒子，一百户人家组成一个里、十个里组成一术（音通“遂”）、十术组成一州、十州成一都、有十都就成为霸国。

上好的土地以每边80里大小的面积为一单位，在其上可以建立万户人家以上的国都一座、千户以上的都市四座；如果土地属于中等，则每边边长要延伸成100里；若土地属于下等，则需要每边120里大小的面积，才能设置一座万户国都和四座千户城市。

天下之中毕竟非人人有份，所以各国诸侯的国都选址，就得在其领土之内寻找合适条件的地点。根据管仲的想法，“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管子•承马》）。

一国之都最好建造在大山的山脚下或大河边的高地上，不要太高取水才便利、不要太低以避免水患，还可以依靠自然地势作为防御设施。这样的地方未必能有方正平整的理想建地面积，所以管仲认为城的形状也不必拘泥于先王之制的正方形、其中的道路也不必一定开辟成直线形，而是可以依据自然地形作有机的伸展。这个观念打破了以四方形为城池定规的传统，开创了中国城市形态的多样化。

城的大小除了要与居民人口相称外，还要考虑城外腹地的比例，因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定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权修》）。如果城市大而城外的腹地小，产出的粮食就无法养活适量的城市人口；而城市居民少的话，就无法培养足够的兵力来守卫城市的安全。

城镇采封闭式建筑，亦即用层层的墙将各个区块包围起来，设门户作为出入口，并配合赏罚分明的严刑峻法，使百姓远离淫乱是非之地，避免犯罪的可能。城内实行功能分区与职业分区，“凡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管子•大匡》），使同类职业聚合一起，除了利于彼此切磋以增技艺外，也利于经济发展。

（待续）@

（转自《正见网》）

责任编辑：古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