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2日讯】一个人，如果不仰仗祖上福荫，单凭自己，如何能发家致富乃至飞黄腾达呢？撇开歪门邪道不说，有三条正途：靠力气；凭技能；用知识。但这三条途径不在同一层次上，向来会使用知识闯荡社会的人被看好，最吃香。古今中外都同此理。中国古训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加典型地刻画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中国帝王时代激励书生们“十年寒窗苦”的深度诱惑，展现了读好书后的锦绣前程。
在中国的农耕时代，读书的出路其实只有一条，“学而优则仕”，做官。读书人一旦进士及第才算有了作官的资格 。然而从成为秀才到举人，再金榜题名中进士，这一路下来淘汰率很高，要比当代中国大陆的中考和高考还厉害。从吴敬梓的“范进中举”一文中，我们就可窥见那个时代的“升学”是多么地艰难。然而，没有当上官的读书人并非就失业了，也不必像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那样数百人去竞争一个公共厕所管理员的职位，而是有许多适合“士大夫”们，并且也只有士大夫才能胜任的空缺等着他们。
那个时代，虽说是皇族专制统治，但皇族成员数量有限，恐怕每个皇帝在五服之内男丁亲戚不满万人。他们中挂政府实职官衔的只是小部分人，许多皇族成员虽享着经济和政治特权，但并不去充任任何公职。这样，大量的官府幕僚就由落第的文人来担当。另外，那时官衙只设到县衙一级，县以下就是由地方上富豪士绅出头“自治”，许多“举人”就有了用武之地。而那时的教育主要是聘私塾先生上门，只教几个子弟而已。这样，大量的“秀才”“举人”们还可以投身教育事业。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意识下，加上广泛的就业机会，古代的文人书生门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和羡慕。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中华民族用了近半个世纪血肉横飞的革命就彻底结束了几千年的皇权制度，成立了“共和国”；又用了半个多世纪，到了21世纪的当代，中国这块大陆跃升为世界明星，据说超过了汉唐盛世，又成为世界向往的中心。那末，中国的知识份子群体有什么进化呢？
因为每月仅挣1，2仟元或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性工作，付不起城市内房租，大批大学毕业生聚居到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地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农房中。他们大多数没有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也没有劳动合同，有些甚至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群大学毕业生被称为“蚁族”，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全国估计多达百万人。“蚁族”赫然已成为中国目前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依大学生在知识份子队伍中所处的等级来与古代文人作比较，大学毕业生堪比“举人”。在开创了中国模式的新汉唐盛世，有如此多的“摩登举人”生活在“蚁穴”之中，真是一道奇丽景色。如果达尔文已投胎转世，请他来考察，不知道他将如何修订〈进化论〉？
不过，正如生物界，既有生活在地穴中的蚂蚁也有飞翔在高空的鹰雕一样，当前的中国知识界也有同样生态。每月收入或许是落魄“举人”—“蚁族”的10倍以上的党政官员们纷纷抢戴博士帽，“官员博士”大军蔚然成风。
据香港大公报近日刊文称，现在博士就业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而在博士大军中，政府官员又占了过大的比重。该报举例说，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从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和官场传统来看，“学而优则仕”当然是正统的，“仕而优则学”虽然在古代很罕见，但却符合当代的官场伦理：入党做官，又红又专。你要当共和国的官员，不是说不管阿狗阿猫只要考上摩登进士就有资格了，而首先必须是本党党员，否则，除非你是本党的统战对象。所以，为了政权的稳定，官场的和谐，不得不颠倒一下旧社会的作官秩序。不仅如此，还应该以党和政府的形象为重，而不要拘泥于是否有真才实学。事在人为么！
香港大公报的该篇文章就如是说，很多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
皇权时代，虽然贪官和奸臣时常有，但在士大夫阶层，讲清高是风气 ，视名节如生命。“士可杀而不可辱！”，“不为五斗米弯腰！”都是古代知识份子的座右铭。而到了当代，许多知识份子进化得特别聪明特别现实。他们懂得，党权是无处不在无往而不胜，因此，不要说知识份子的言行若悖于党权要坐牢，就是你只是不靠拢党组织也都没有香饽饽吃。名节，正义，良心值几多钱？反正，目前全国上下只认定一个理：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于是乎，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群花争妍，百态丛生。
一个社科院院士本当见多识广，思想深邃，胸襟开阔如海纳百川，却用他渊博的才华替当权者残酷镇压一个只求修性养身的佛教团体鸣锣开道，以其无神的科学来围剿有神的信仰。殊不知他为什么不敢向全世界的佛教以及别的大教宣战？
一个名利双收的影视名星，出身成名在台湾和香港。若没有这两地的民主自由，一个颠狂不羁的青少年早就被划入到“黑五类”圈子之内，匍匐在专政的铁蹄之下，那有今日的荣华富贵？现戴着当权者赐予的桂冠，坐在执政者恩赏的小龙椅上，气度非凡，指责台港太自由了，应该严加管束。一个奴隶主当然不允许奴隶太自由了，林黛玉自然不会爱上贾府的焦大，我们这位可敬的大师如此快的脱胎换骨了？
一个曾经慷慨激昂支持六四民运的海外媒体名人，一经八抬大轿请回去“归国观光”，就感激得泪飞涕淋化作倾盆雨，占文大喊六四学生杀得还不够。看来，虽然学而优不能仕，尚若被纳为编外状元，也心花怒放，伏首贴耳甘为君之犬！
如今，人类进化，科学发达，国家昌盛。老式的科举制已成历史，新式的学堂教育培养出过量的现代举人，人满为患，大批的知识份子被溢出了版图，纷纷涌向海外。有的学技术，有的找出路，也有的出国镀金。但还有那末几个人，似乎形迹与众不同。他们自诩为专业精英，华裔中的人杰 ；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海外中国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他们入了居留国的国籍，又投入该国政界。然他们或周旋于该国和中国两国的政界头面人物之间；或上窜下跳于使领馆和当地华侨之间；或明曰组织起什么政党协会鼓动华人参政，却频频在华语报刊上钟情于无限宣扬出生国当权派的伟大政绩。这些人好像身在曹营心在汉，由不得别人猜想，他们负有特殊使命，是政治上的第五纵队？他们是为打击海外敌对势力，拉拢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地球山河一遍红，而在孜孜不倦地建立海外敌后根据地？
中共核心集团在战胜国民党的过程中，终结出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唯一一位写进中共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所说的：保持政权也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因而，中共从来严密地控制舆论，雇用了大批“喉舌”文人，60年来大陆中国的主流传媒从来不是独立传媒。“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新形势，中共不断使出新谋略。第一波的代表作就是“凤凰卫视”。令体制内的喉舌文人“下海”创立所谓的民间电视台。用小骂大帮忙的办台方针与中宣部演双簧。如今，愈来愈多的华人已经认识到了凤凰卫视的庐山真面貌。现在中共又在紧鼓密锣地实施控制海外“话语权”的第二波战略。一方面，将自己派出的笔杆子别动队和本来就为了从中共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的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中文媒体召集到一起，“阳谋”如何在海外发出“中国声音”。奇怪的是这些媒体本来已经在海外发声了，何以再需集体讨论这个不是问题的主题呢？无非是为了进一部统一指挥，统一步骤，统一行动，更高效地为大老板—中宣部创益。
新一波的另一方面是更进一步，由在华人中众所周知的中宣部境外特遣队之一的香港《文汇报》牵头，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开办一个传媒大公司：“海外华文传媒联盟”。目标市场：西方舆论界；产品：显示中国昌盛的新闻和评论。但是这里尚有几个疑问似乎与创业者的宗旨不相符。第一，既然要在西方媒介活动，除了官方办的CHINA DAILY是英文版本报刊外，要想参加这个联盟的合伙人基本上都在华人圈子内兜售精神产品，何日才能钻进西方舆论市场？第二，既然是海外华文联盟，打的是“让西方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旗号，那末，怎么不邀请另一家华人办的英文日报EPOCH TIMES加盟呢？第三，西方人民喜欢的是独立媒体的产品，你这个以香港文汇报为总经理，中宣部为总裁的官办联盟，他们会买你的帐，信任你吗？这可不是在对付台湾啊！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有不少在大陆的知识份子时时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今年比较突出的一个不同声音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报告厅内的演讲，居然批判起主办方要他宣讲的命题：提倡中国民众“不抱怨”，并且以实例褒扬了“台湾模式”。看来，在中国内地倒有一些骨头硬的知识份子敢于独立发声。实际上他们才给中共领导集团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掌权者看看自己有没有生病，病得有多重，而不至于见了棺材才落泪。
总之，当今中国知识份子给统治者吹喇叭抬轿子，溜须拍马的为数众多，他们菌集在权势脚下嗡嗡叫，而像鲁迅那样杰出的独立知识份子在中国大陆少之又少。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统治者的声音时，巨大灾难就要降临到这个民族身上，中国人不是没有遭殃过，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中国民众应该看清，那些在媒体上兜售假货的人，哪个真的是在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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