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2日訊】一個人，如果不仰仗祖上福蔭，單憑自己，如何能發家致富乃至飛黃騰達呢？撇開歪門邪道不說，有三條正途：靠力氣；憑技能；用知識。但這三條途徑不在同一層次上，向來會使用知識闖蕩社會的人被看好，最吃香。古今中外都同此理。中國古訓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更加典型地刻畫了它們之間的關係。「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是中國帝王時代激勵書生們「十年寒窗苦」的深度誘惑，展現了讀好書後的錦繡前程。
在中國的農耕時代，讀書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學而優則仕」，做官。讀書人一旦進士及第才算有了作官的資格 。然而從成為秀才到舉人，再金榜題名中進士，這一路下來淘汰率很高，要比當代中國大陸的中考和高考還厲害。從吳敬梓的「范進中舉」一文中，我們就可窺見那個時代的「升學」是多麼地艱難。然而，沒有當上官的讀書人並非就失業了，也不必像今天的大學畢業生那樣數百人去競爭一個公共廁所管理員的職位，而是有許多適合「士大夫」們，並且也只有士大夫才能勝任的空缺等著他們。
那個時代，雖說是皇族專制統治，但皇族成員數量有限，恐怕每個皇帝在五服之內男丁親戚不滿萬人。他們中掛政府實職官銜的只是小部份人，許多皇族成員雖享著經濟和政治特權，但並不去充任任何公職。這樣，大量的官府幕僚就由落第的文人來擔當。另外，那時官衙只設到縣衙一級，縣以下就是由地方上富豪士紳出頭「自治」，許多「舉人」就有了用武之地。而那時的教育主要是聘私塾先生上門，只教幾個子弟而已。這樣，大量的「秀才」「舉人」們還可以投身教育事業。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意識下，加上廣泛的就業機會，古代的文人書生門受到了全社會的尊敬和羨慕。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中華民族用了近半個世紀血肉橫飛的革命就徹底結束了幾千年的皇權制度，成立了「共和國」；又用了半個多世紀，到了21世紀的當代，中國這塊大陸躍升為世界明星，據說超過了漢唐盛世，又成為世界嚮往的中心。那末，中國的知識份子群體有什麼進化呢？
因為每月僅掙1，2仟元或只能找到一些臨時性工作，付不起城市內房租，大批大學畢業生聚居到大城市的城鄉結合部或近郊地區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0平方米的農房中。他們大多數沒有醫療，失業，養老等保險，也沒有勞動合同，有些甚至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這群大學畢業生被稱為「蟻族」，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人以上，全國估計多達百萬人。「蟻族」赫然已成為中國目前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
依大學生在知識份子隊伍中所處的等級來與古代文人作比較，大學畢業生堪比「舉人」。在開創了中國模式的新漢唐盛世，有如此多的「摩登舉人」生活在「蟻穴」之中，真是一道奇麗景色。如果達爾文已投胎轉世，請他來考察，不知道他將如何修訂〈進化論〉？
不過，正如生物界，既有生活在地穴中的螞蟻也有飛翔在高空的鷹鵰一樣，當前的中國知識界也有同樣生態。每月收入或許是落魄「舉人」—「蟻族」的10倍以上的黨政官員們紛紛搶戴博士帽，「官員博士」大軍蔚然成風。
據香港大公報近日刊文稱，現在博士就業半數以上進入政府，當上了公務員。而在博士大軍中，政府官員又佔了過大的比重。該報舉例說，西南大學研究生部相關人士透露，重慶區縣黨政一把手中，大約有一半在該校攻讀博士學位。
從中國幾千年的科舉制度和官場傳統來看，「學而優則仕」當然是正統的，「仕而優則學」雖然在古代很罕見，但卻符合當代的官場倫理：入黨做官，又紅又專。你要當共和國的官員，不是說不管阿狗阿貓只要考上摩登進士就有資格了，而首先必須是本黨黨員，否則，除非你是本黨的統戰對象。所以，為了政權的穩定，官場的和諧，不得不顛倒一下舊社會的作官秩序。不僅如此，還應該以黨和政府的形象為重，而不要拘泥於是否有真才實學。事在人為麼！
香港大公報的該篇文章就如是說，很多官員憑藉手中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在博士考試中「脫穎而出」，甚至有的官員連正式的大學畢業學歷都沒有，卻能一帆風順摘得「博士帽」。
皇權時代，雖然貪官和奸臣時常有，但在士大夫階層，講清高是風氣 ，視名節如生命。「士可殺而不可辱！」，「不為五斗米彎腰！」都是古代知識份子的座右銘。而到了當代，許多知識份子進化得特別聰明特別現實。他們懂得，黨權是無處不在無往而不勝，因此，不要說知識份子的言行若悖於黨權要坐牢，就是你只是不靠攏黨組織也都沒有香餑餑吃。名節，正義，良心值幾多錢？反正，目前全國上下只認定一個理：逮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於是乎，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群花爭妍，百態叢生。
一個社科院院士本當見多識廣，思想深邃，胸襟開闊如海納百川，卻用他淵博的才華替當權者殘酷鎮壓一個只求修性養身的佛教團體鳴鑼開道，以其無神的科學來圍剿有神的信仰。殊不知他為什麼不敢向全世界的佛教以及別的大教宣戰？
一個名利雙收的影視名星，出身成名在台灣和香港。若沒有這兩地的民主自由，一個顛狂不羈的青少年早就被劃入到「黑五類」圈子之內，匍匐在專政的鐵蹄之下，那有今日的榮華富貴？現戴著當權者賜予的桂冠，坐在執政者恩賞的小龍椅上，氣度非凡，指責台港太自由了，應該嚴加管束。一個奴隸主當然不允許奴隸太自由了，林黛玉自然不會愛上賈府的焦大，我們這位可敬的大師如此快的脫胎換骨了？
一個曾經慷慨激昂支持六四民運的海外媒體名人，一經八抬大轎請回去「歸國觀光」，就感激得淚飛涕淋化作傾盆雨，占文大喊六四學生殺得還不夠。看來，雖然學而優不能仕，尚若被納為編外狀元，也心花怒放，伏首貼耳甘為君之犬！
如今，人類進化，科學發達，國家昌盛。老式的科舉制已成歷史，新式的學堂教育培養出過量的現代舉人，人滿為患，大批的知識份子被溢出了版圖，紛紛湧向海外。有的學技術，有的找出路，也有的出國鍍金。但還有那末幾個人，似乎形跡與眾不同。他們自詡為專業精英，華裔中的人傑 ；他們搖身一變成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他們入了居留國的國籍，又投入該國政界。然他們或週旋於該國和中國兩國的政界頭面人物之間；或上竄下跳於使領館和當地華僑之間；或明曰組織起什麼政黨協會鼓動華人參政，卻頻頻在華語報刊上鍾情於無限宣揚出生國當權派的偉大政績。這些人好像身在曹營心在漢，由不得別人猜想，他們負有特殊使命，是政治上的第五縱隊？他們是為打擊海外敵對勢力，拉攏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士，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實現地球山河一遍紅，而在孜孜不倦地建立海外敵後根據地？
中共核心集團在戰勝國民黨的過程中，終結出一條非常寶貴的經驗，這就是唯一一位寫進中共黨章的接班人林彪所說的：保持政權也要靠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因而，中共從來嚴密地控制輿論，僱用了大批「喉舌」文人，60年來大陸中國的主流傳媒從來不是獨立傳媒。「改革開放」以後，為適應新形勢，中共不斷使出新謀略。第一波的代表作就是「鳳凰衛視」。令體制內的喉舌文人「下海」創立所謂的民間電視台。用小罵大幫忙的辦台方針與中宣部演雙簧。如今，愈來愈多的華人已經認識到了鳳凰衛視的廬山真面貌。現在中共又在緊鼓密鑼地實施控制海外「話語權」的第二波戰略。一方面，將自己派出的筆桿子別動隊和本來就為了從中共的繁榮中分得一杯羹的在西方國家的許多中文媒體召集到一起，「陽謀」如何在海外發出「中國聲音」。奇怪的是這些媒體本來已經在海外發聲了，何以再需集體討論這個不是問題的主題呢？無非是為了進一部統一指揮，統一步驟，統一行動，更高效地為大老闆—中宣部創益。
新一波的另一方面是更進一步，由在華人中眾所周知的中宣部境外特遣隊之一的香港《文匯報》牽頭，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劃開辦一個傳媒大公司：「海外華文傳媒聯盟」。目標市場：西方輿論界；產品：顯示中國昌盛的新聞和評論。但是這裡尚有幾個疑問似乎與創業者的宗旨不相符。第一，既然要在西方媒介活動，除了官方辦的CHINA DAILY是英文版本報刊外，要想參加這個聯盟的合夥人基本上都在華人圈子內兜售精神產品，何日才能鑽進西方輿論市場？第二，既然是海外華文聯盟，打的是「讓西方人民更多地瞭解中國」的旗號，那末，怎麼不邀請另一家華人辦的英文日報EPOCH TIMES加盟呢？第三，西方人民喜歡的是獨立媒體的產品，你這個以香港文匯報為總經理，中宣部為總裁的官辦聯盟，他們會買你的帳，信任你嗎？這可不是在對付台灣啊！
當然，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也有不少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時時發出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今年比較突出的一個不同聲音來自於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他在上海復旦大學報告廳內的演講，居然批判起主辦方要他宣講的命題：提倡中國民眾「不抱怨」，並且以實例褒揚了「台灣模式」。看來，在中國內地倒有一些骨頭硬的知識份子敢於獨立發聲。實際上他們才給中共領導集團提供了一面鏡子，讓掌權者看看自己有沒有生病，病得有多重，而不至於見了棺材才落淚。
總之，當今中國知識份子給統治者吹喇叭抬轎子，溜鬚拍馬的為數眾多，他們菌集在權勢腳下嗡嗡叫，而像魯迅那樣傑出的獨立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少之又少。當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統治者的聲音時，巨大災難就要降臨到這個民族身上，中國人不是沒有遭殃過，千萬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痛。中國民眾應該看清，那些在媒體上兜售假貨的人，哪個真的是在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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