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怎樣看高行健？
答：是個有才气的优秀作家。
問：瑞典文學院認為他的《靈山》是一部“20世紀無与倫比的杰作”，你說呢？
答：优秀同“杰出”或“偉大”有距离；就正如高行健同托爾斯泰、羅曼羅蘭、普魯斯特有距离，顯然，《靈山》同《追憶逝水年華》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后者所表達的內在生命的全部丰富性，至今足以令人震撼！
問：你是否覺得你同高行健存在太多的分歧？
答：恰恰相反，我覺得我同他有諸多相似或近似的地方，如關于所謂“純文學”的看法、小說創作形式的不确定性或流變性、虛無人生中的對隱逸文化的心靈追尋，甚至我們的出生地雖然在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地方，但僅隔几十里地，那一帶山清水秀，出了高行健贛州人以為在于山水靈秀。但我覺得高行健有一种几近文化人格的缺失，令人十分遺憾。他是個精神冷漠的人，無論對人還是對這個世界，如男女之間，他的作品所表達的只有欲，僅僅是欲，沒有一絲一毫的情。与其說是他的超脫，不如說是他的人生一大不幸！一個人活在世間不愛人也不被人愛，是你厭惡了生活，還是生活厭惡了你？活得令人絕望！因為我們活著，總是怀有期待，不僅是男人和女人之間，也包括人和世界之間。高行健對世界也是冷漠的，他不僅作為一個人不愛人，也不愛這個世界，對別人的苦難漠不關心，拒絕責任、良知和道義擔當。在他看來，對苦難的關注，對社會暴虐的反叛和抗爭都是可笑的、令他“超現實”地厭惡的東西；而不自問這种“厭惡”和“嘲笑”是否极端自私、苟且和怯懦的遁詞？！對于他個人，抱什么人生姿態是他的自由選擇，但絕不是值得鼓勵的傾向，這是有悖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崇高理想精神的。
問：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高行健的先后兩次表態，一次是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六四“時期，他表示有生之年，不再回到那個极權主義的中國；一次是獲獎之后，表示他不會借獲獎的國際聲譽去批評中國政府？
答：這就是高行健！他的表態是根据不同的需要。他所追求的是個人苟且的自由，不是使生命向上升騰的健全的自由，包括對別人痛苦和普遍自由的關注。他前面的話是說給西方听的。事實上，中國和体制是兩回事，而人制定的体制也可以由人去改變的。你可以對某种社會体制不喜歡甚至持批評立場，但并不等同于你不愛生你養你的一方水土，在情感和精神上割斷同你的家國故園及同時代人的任何聯系。高行健并沒有受到多大折騰，在中國那個体制下，他曾有幸受到過完備的高等教育，并且曾一度享有上演、出版和發表自己作品的机會，他完全沒有必要如此宣布同“中國”的徹底決裂。多少真正受到過那個体制傷害的人，對往昔的痛苦卻持寬容態度、對中國卻仍然滿怀感情并對它的未來滿怀信心。他的后一句話是說給當政者听的，也大可不必，你批評或不批評誰無須向誰去表態，而獲不獲獎并不是我們對世界包括中國是否持异議或批評立場的先決條件。一個人格獨立自主的人在任何
時候都可以表達自己的見解并維護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不管這种見解和自由言論是否能為被受到批評或抨擊者所容忍和接受。一個精神獨立的人，在任何時間和任何空間條件下都是獨立者，他不因時空條件變化或堅持或放棄自己的言論自由和精神獨立。高行健活得很無奈、很苟且，他并不持本質意義上的本真异議，他也拒絕這樣的角色。自由對他而言只意味著自私，因為他只關心自己的一己利益。包括他所聲稱的只僅僅為自己寫作，似乎和社會群体沒有任何關系，既然“冷”到這种程度，就大可不必追求發表并坦然接受人類社會授予的榮譽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因為這個獎的理想傾向的普世性，絕不獎勵一個只為自己苟活而對普遍自由冷漠無情的人！
問：你讀過高行健的作品嗎？
答：以前讀過他一本談小說寫作的小冊子。后來讀過他的一個劇本《夜游神》。他有個好象名叫《車站》的劇本，印象中類似荒誕戲劇《等待戈多》，屬模仿之作。最近去找來讀了他的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作品《靈山》和《一個人的圣經》。
問：你怎么看這兩部書？
答：前面已經談過，他是個优秀的作家，他的“小說”有他自己的寫法，正如我自己有我對“小說”的認知和寫法。縱使一些同樣优秀或更优秀的小說家及有自己欣賞習慣的讀者可以認為他寫的不是小說。這里無須去評說誰是誰非，他高興怎么寫是他的事，你愿不愿意讀是你的事。對所謂“純文學”的看法我們是一致的。他的《靈山》是去貴州、四川、湖南竄來竄去寫的，也可以當游記去讀，當然它也是旅游觀感、道听涂說、筆記、小品、議論构成的小說。其中有些文筆极為精彩。它沒有完整的故事，但似有似無的靈山本身就是主題和隱喻。它的散亂無序并不意味著作家不懂得怎樣去貫穿組織情節，相反讓人讀了覺得作家有份瀟洒的才情，這本書的內容包括了許多東西，如草海、道士、巫術、龍燈、龍船節、原始森林、土匪、雜耍、孝歌、野人傳說等大多是貴州風情。其中貫穿一路拾來的女人性的描寫等等。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作為一個自由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同那些自覺不自覺受制于“党的文學”的作家的作品相比較，無疑更优秀、更具有普遍的精神价值。但其文學語言及創作實力，置放在整個當代中國文學的背景上來考量，高行健并不具超越別的作家之上的人文綜合成就。瑞典文學院對《靈山》的評語，認為這是一部“20世紀無与倫比的杰”，可以解讀為其視野中的中國文學“無与倫比”的局限！高行健的另一部作品《一個人的圣經》除了性事，所触及的文化大革命，只給人“造反派”、“走資派”、“紅衛兵”這么一些浮面和簡單的印象，他根本沒有抵達這場“革命”文化的運動的本質和深處，更遑論對半個世紀來廣義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及中國人的苦難的触及。它很難給人以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震撼。相反使人感覺高行健象一只飄浮血海上的球，“厭惡”血海，又置身其中；飄來蕩去，又無關痛痒。對人們的痛苦投以漠視；對生命的抗爭极力回避，除了過把癮，當了几天机
關造反派的頭儿，見好就收，最后乾脆做個漠視、等閑人間疾苦、超乎“善惡之外”的逍遙派和旁觀者。我怎么也難以得出“這是一本描寫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書”的宏論。面對中國空前絕后的這場浩劫、以及半個多世紀來“廣義文化大革命”的人間慘劇，高行健的作品所傳達的，多了一份苟且，少了一份血性！他的文化人格所表現的，是對良知的輕蔑和嘲弄！
問：大陸青年學者如摩羅、余杰等人對高行健獲獎持支持態度。
答：這是就高行健所崇尚的自由文學与极權文化相比較而言；更具体來說是針對中國文壇和中國作家協會漠視高行健自由創作及其成果而言。他們為自由中文創作受到肯定而高興；也為拒絕自由至今甘愿在意識形態箝制下制作偽劣文化產品的作家而憤怒、而羞恥！如果我們將高行健寫文化大革命的書同大陸新型人文學者的書如《恥辱者手記》等放在同一的良心的天平上，那么我們將毫不猶豫的作出判斷，后者較之前者更具良心和血性！傳達出更多的時代和生命信息!更為中國人所需要，也更具可貴的人文价值！
問：高行健為何會与諾貝爾文學獎結緣呢？
答：這是一次机遇，中國百年無人獲獎，這也許使瑞典文學院院士們很內疚。高行健自我放逐，去國十多年，已有几個譯本，較之其他的中國作家占优勢；也較之多次提名的其他人，在評委們的眼中，也許更有實力和份量。當然也有人推荐他，馬悅然似乎對他情有獨鍾。在一些人的眼中，馬悅然“承認”或“不承認”你至關重要；能否成為馬悅然的“朋友”似乎是走向“成功”的捷徑。他們把中國人熱衷的“關系學”視為万靈藥丹，真是荒謬至极！可悲至极！好象偌大一個世界，只要馬悅然承認了你，全世界就承認了你。誠然，瑞典文學院只有馬悅然一個人懂中文，但個人總會受到諸如偏愛、趣味、學術交往對象的觀點交流或導向、對當代中國文化了解、理解、解剖和把握的層次的制約。當代中國文學是种很复雜的文化現象，它包括“革命”文學、“改革”文學、自由文學。前面兩种文學有“洗腦”和“党國”文化之嫌；后面一种文學包括處于潛流狀態的地下文學和流亡文學，它無疑是中國文學真正的命脈，是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具有与世界接軌的优勢并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份。如果真如那些趨炎附勢的世俗之徒所言，當代中國文學只有馬悅然一個人說了算，那就無异于精神王國里的一种絕對權威，這种情況下，權威相等于權力，誠如我們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在這個意義上，對所謂“權威”的盲從和絕對信賴，就雷同于政治上的偶像崇拜，其結果是十分危險和后患無窮的，此种經由“權威”認可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公正性、客觀性和權威性本身也就十分可疑！
問：中國現當代文學無疑擁有自己偉大的作品，据說此前中文作品沒有獲獎机會，主要由于缺少翻譯？
答：作為一种語言文字，中文在世界上為十多億以上的人口所使用。在世界文學中，中文理應同英、法、德等文字并列。中文作品應完全無須借助翻譯，直接具有進入諾貝爾文學獎評選范圍的資格。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應該有更多的人通曉中文，才能体現這一文學獎的世界性意義。中國是一個泱泱文化古國；中文是一個博大精深的世界。一個漢學家神游其中，有可能上下左右、東南西北都分不清。從某种意義上來說，碰上誰算誰，一切出于偶然，所以剛好碰上高行健。這种情況應該扭轉，偶然應該朝向必然，從相對必然中取得公信。
問：你怎樣看待諾貝爾獎這一殊榮？
答：坦然說，對個人來講，是一种幸運、一种聲譽、一筆獎金；對獲獎作家所從屬的國家來說，也是對這一种族的語言文化的某种肯定和精神榮光。
假若我們設立另一种獎，或“超諾貝爾獎”，哪怕只獎一分錢，甚至一分錢也沒有，只是一种抽象的榮譽,但卻真正代表了一個民族的靈魂并首先得到本民族絕大多數的人的認同，我想這樣的獎也無异于諾貝爾獎，完全可以与之并列，甚至具有某种超越的意義。
所以，諾貝爾文學獎實在只是基于一筆巨額獎金的前提下并以獎勵的形式對人類精神創造的一种肯定方式，也是一种評价標准之一，但它卻不是也不應該成為絕對的唯一的標准，縱使對于所有無法抵制或超越塵世誘惑的芸芸眾生而言。
中文作家百年來第一次有人有幸獲獎是件好事。但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到香港，全弄得抽風似的沸沸揚揚、昏天黑地，這倒真使蒼天對人悲從中來，產生悲憫之情。為什么人類中的絕大多數人總是傾向和習慣于崇尚和盲從于權威，習慣于對偶像性的權威決斷頂禮膜拜？而缺少獨立思考、怀疑和挑戰精神！更沒有人冷靜下來想一想，我們要追求和肯定的首先究竟是人類精神創造的自由還是僅僅是謀求一种獎勵對個人的認可？是個人攫取一种獎勵重要，還是首要的是廣泛獲取本民族絕大多數同時代人思想和精神的認同更為至關重要！高行建所代表的或所能代表的是什么？是他個人的人生態度和文化選擇，還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品位和文化人格血墨相承的偉大精神傳統？！
【編者按】黃翔是流亡海外的著名詩人，七十年代曾經在民主牆貼大字報－－給美國總統卡特的信，最早要求國際社會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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