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体會，就是在不斷開拓中求生存，求發展”。《導報》年僅三十二歲的年輕編委張偉國，曾經對筆者談到他兩年新聞生涯的感想。
“從兩次大的轉折中，証明了這一思路的正确。一次是反精神污染，一次是反自由化。”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一個針對思想理論界、文學藝術界和社會生活中“精神污染”的掃蕩運動波及全國。在探索經濟改革理論、介紹西方新經濟學方面走在前列的導報，自然遭到了來自各方的指控。著名的“馬丁事件”，就是圍繞著該報發表的南京一經濟研究者的某种提法而展開的。當時，一位世界經濟研究學者列舉了經濟理論界24條“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論文摘要上報中央意識形態權威，其中有18條便是出自《導報》。《導報》因此被指控為“犯有方向路線性錯誤”。
為了在批判“精神污染”的同時繼續堅持党的十一界三中全會路線，推動改革事業，工農兵各界紛紛“划地自保”，宣布此地沒有精神污染。導報為了擺脫被動挨打和無所作為的局面，以本報述評《抓住机會迎接挑戰》為號角，吹響了一個席卷全國的迎接新技術革命浪潮的序曲。趙紫陽總理對有關文章的批示，立即扭轉了理論探索的被動局面。藉此，《導報》也得以在高科技領域開拓了視野，由經濟而科技，進而縱深至教育、文化等領域，在為社會服務的同時，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感受，增強了自身素質的訓練，拓闊自己的生活舞台。
一九八六年的學潮，帶來了思想理論界又一次“緊縮”的借口。“講資本主義的受到了批判，干資本主義的仍然在干”的名言，充分反映出對峙已經發展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隨著一系列人事更動的出現，《導報》也几乎處于無所作為的狀態。在這种情況下如何繼續為推進改革事業作貢獻？如何把一九八六年已經開始的關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討論引向縱深？這在別的報紙看來，也許是不可能的。然而《導報》作出了新的選擇。
首先，《導報》同仁對改革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党的歷史狀況及其目前領導人的心理進行了分析：中國共產党的信念和事業是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斗爭中确立的，文化革命期間，党的許多（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領導人，就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名義被打倒的，因此，他們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力；作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所主持的兩個共產党大國的大規模改革，正在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因此，在中蘇改革方面，客觀上兩党都存在一种競爭心理……
一九八七年三月，《導報》用外電綜述形式，刊登了《克里姆林宮頻頻吹出改革旋風》的消息。党的意識形態權威立即聞出了其中味道，在消息上批了“別有用心！”四個大字。官司由外交部打到趙紫陽辦公室，《導報》終于被派駐了工作組進行整頓。
《導報》當時也面臨兩种前途，一個是停刊整頓，一個是邊整邊出。在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同志的過問下，工作組選擇了后者。《導報》在接受整頓過程中，也并沒有以鴉雀無聲來“奉獻”給讀者，而是每期都用了几乎整版介紹了《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關于《科學家談二十一世紀》的內容，希望國民用科學的、未來的思想替換掉頭腦中狹隘的封建系法小農思想，從另一個角度為改革開放事業服務。
一九八八年，使外交部惱火、新華社尷尬的另一件事，也被《導報》這批不安份的記者們視為得意之作。
細心的讀者或許早已發現，《導報》記者牟軍在采訪蘇聯駐華大使的報道中，首次披露了關于將在八九年舉行的中蘇最高級首腦會晤的消息。《導報》這一報道比新華社的消息几乎早發了半個月。
据說，當裝備精良、渠道暢通的新華社社長听到這一消息時，感到非常惊訝。在中共的領導層內，這個消息也僅有几個人知道。等到外交部義正辭嚴的譴責《導報》時，新華社的消息已發出了。而這時，這支“夏伯陽的隊伍”已經開始了第二個戰役。据張偉國回憶說：
“費曉棟、牟軍和我們北辦的記者們商量，開辟一個新的采訪領域。由他倆輪番出動，接著采訪了美國駐華大使，然后依次是日本、法國、英國駐華大使，了解蘇聯方面的有關背景和要求，了解各國的反映。《導報》每期都用了几乎整版的版面反映了這些活動，形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大使熱’。一下子，這個新聞熱點便轟了起來。結果，中央電視台、工人日報、新華社紛紛效法。”
“緊接著，我報駐維也納記者胡后法發回了一篇稿子，《導報》在第一版顯要位置刊出，題目是《中國外交戰略面臨挑戰》。文章說，在當今世界各國已從政治外交轉向經濟外交的時代，中國的外交政策仍然處在古典時代。許多國家的首腦出訪回國，帶回的是大批的經濟合同，而我們帶回的則是所謂援助協議。這与從對抗走向對話的整個潮流是不相稱的。這個東西引起的震動很大，一直在指責《導報》屢屢‘違犯’外事紀律的外交部极其惱火。”
“就在此時，當時身兼《導報》名譽社長的宦鄉，就我國外交戰略的調整寫了一份報告，上報中央。報告談到，美蘇關系沒有緩和之前，中國作為大三角的一個角，地位自然重要。但是蘇美關系改善之后，中國的作用已發生變化。但這時，一個小三角關系又出現了，即日本、東盟和中國。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后，東盟和中國的關系更直接化了。這原是一個突出矛盾，現在要重新調整……”
“宦鄉的報告立即引起了政治局的反應。他們開會重新討論了我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的國際戰略。”
在此，導報的建設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這种作用，當然要歸結于其積极進取的態度，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少有的韌性。
如同中國有好的雜文，而沒有好的評論一樣，在西方，人們對中國報人的“擦邊球”藝術也感到迷惑不解。
在欽本立訪美期間，他与《美國之音》記者有如下一段對話：
問：您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用過一個比喻：“打擦邊球”，即在界內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運用到當時所允許的最大限度。可是您是怎樣掌握這個“邊”的？
答：應當承認，中國新聞界長期存在“輿論一律”的束縛，有些限制不盡合理，新聞自由是有限度的。這有歷史的原因，也与一部分人，特別是一部分政府官員對新聞自由的認識有關。正因為此，新聞界才有不斷突破框框、突破禁區的任務，才提出了新聞改革和制定新聞法的問題。顯然，這需要時間，需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導報》堅持有利于改革与開放的基本原則，把握住一個“度”，即把我們的報道推進到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同時把握住一個“時机”，即隨著對新聞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及時擴大報道的范圍和深度……
問：相對于“打擦邊球”，体操和跳水比賽或許是一個更好的比喻，難度高的動作，風險大，得分也高，成果与風險成正比。此外，談到“打擦邊球”，如果球未出界，裁判判出界，應當怎么辦？
答：風險与難度和成果是成正比的，這主要取決于掌握的藝術。“裁判”可以寫文章指出錯在哪里，我們也照登。如果他判錯了，事實會幫助他的。
欽本立當然也意識到，在自己的國家里，為一件億万人民心向往之的事業每每需要“打擦邊球”，這決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對于一個老報人來說，這也許是一种恥辱。
這种恥辱深深地噬咬著他的良心和剩余的血气。
然而，就在這心的疼痛中，他又一次被判“球出界”！
這一回，錯在他，還是在裁判？或者有一個中間的結論嗎？歷史會說話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轉自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即將出版的《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感謝該書編者授權大紀元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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