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不断开拓中求生存，求发展”。《导报》年仅三十二岁的年轻编委张伟国，曾经对笔者谈到他两年新闻生涯的感想。
“从两次大的转折中，证明了这一思路的正确。一次是反精神污染，一次是反自由化。”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一个针对思想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生活中“精神污染”的扫荡运动波及全国。在探索经济改革理论、介绍西方新经济学方面走在前列的导报，自然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指控。著名的“马丁事件”，就是围绕着该报发表的南京一经济研究者的某种提法而展开的。当时，一位世界经济研究学者列举了经济理论界24条“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论文摘要上报中央意识形态权威，其中有18条便是出自《导报》。《导报》因此被指控为“犯有方向路线性错误”。
为了在批判“精神污染”的同时继续坚持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路线，推动改革事业，工农兵各界纷纷“划地自保”，宣布此地没有精神污染。导报为了摆脱被动挨打和无所作为的局面，以本报述评《抓住机会迎接挑战》为号角，吹响了一个席卷全国的迎接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序曲。赵紫阳总理对有关文章的批示，立即扭转了理论探索的被动局面。借此，《导报》也得以在高科技领域开拓了视野，由经济而科技，进而纵深至教育、文化等领域，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感受，增强了自身素质的训练，拓阔自己的生活舞台。
一九八六年的学潮，带来了思想理论界又一次“紧缩”的借口。“讲资本主义的受到了批判，干资本主义的仍然在干”的名言，充分反映出对峙已经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随着一系列人事更动的出现，《导报》也几乎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为推进改革事业作贡献？如何把一九八六年已经开始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引向纵深？这在别的报纸看来，也许是不可能的。然而《导报》作出了新的选择。
首先，《导报》同仁对改革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状况及其目前领导人的心理进行了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事业是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确立的，文化革命期间，党的许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人，就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义被打倒的，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力；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所主持的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大规模改革，正在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因此，在中苏改革方面，客观上两党都存在一种竞争心理……
一九八七年三月，《导报》用外电综述形式，刊登了《克里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旋风》的消息。党的意识形态权威立即闻出了其中味道，在消息上批了“别有用心！”四个大字。官司由外交部打到赵紫阳办公室，《导报》终于被派驻了工作组进行整顿。
《导报》当时也面临两种前途，一个是停刊整顿，一个是边整边出。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同志的过问下，工作组选择了后者。《导报》在接受整顿过程中，也并没有以鸦雀无声来“奉献”给读者，而是每期都用了几乎整版介绍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关于《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的内容，希望国民用科学的、未来的思想替换掉头脑中狭隘的封建系法小农思想，从另一个角度为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一九八八年，使外交部恼火、新华社尴尬的另一件事，也被《导报》这批不安份的记者们视为得意之作。
细心的读者或许早已发现，《导报》记者牟军在采访苏联驻华大使的报道中，首次披露了关于将在八九年举行的中苏最高级首脑会晤的消息。《导报》这一报道比新华社的消息几乎早发了半个月。
据说，当装备精良、渠道畅通的新华社社长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惊讶。在中共的领导层内，这个消息也仅有几个人知道。等到外交部义正辞严的谴责《导报》时，新华社的消息已发出了。而这时，这支“夏伯阳的队伍”已经开始了第二个战役。据张伟国回忆说：
“费晓栋、牟军和我们北办的记者们商量，开辟一个新的采访领域。由他俩轮番出动，接着采访了美国驻华大使，然后依次是日本、法国、英国驻华大使，了解苏联方面的有关背景和要求，了解各国的反映。《导报》每期都用了几乎整版的版面反映了这些活动，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使热’。一下子，这个新闻热点便轰了起来。结果，中央电视台、工人日报、新华社纷纷效法。”
“紧接着，我报驻维也纳记者胡后法发回了一篇稿子，《导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出，题目是《中国外交战略面临挑战》。文章说，在当今世界各国已从政治外交转向经济外交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处在古典时代。许多国家的首脑出访回国，带回的是大批的经济合同，而我们带回的则是所谓援助协议。这与从对抗走向对话的整个潮流是不相称的。这个东西引起的震动很大，一直在指责《导报》屡屡‘违犯’外事纪律的外交部极其恼火。”
“就在此时，当时身兼《导报》名誉社长的宦乡，就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写了一份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谈到，美苏关系没有缓和之前，中国作为大三角的一个角，地位自然重要。但是苏美关系改善之后，中国的作用已发生变化。但这时，一个小三角关系又出现了，即日本、东盟和中国。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东盟和中国的关系更直接化了。这原是一个突出矛盾，现在要重新调整……”
“宦乡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政治局的反应。他们开会重新讨论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国际战略。”
在此，导报的建设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作用，当然要归结于其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韧性。
如同中国有好的杂文，而没有好的评论一样，在西方，人们对中国报人的“擦边球”艺术也感到迷惑不解。
在钦本立访美期间，他与《美国之音》记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问：您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用过一个比喻：“打擦边球”，即在界内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运用到当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可是您是怎样掌握这个“边”的？
答：应当承认，中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舆论一律”的束缚，有些限制不尽合理，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与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关。正因为此，新闻界才有不断突破框框、突破禁区的任务，才提出了新闻改革和制定新闻法的问题。显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导报》坚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一个“度”，即把我们的报道推进到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把握住一个“时机”，即随着对新闻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及时扩大报道的范围和深度……
问：相对于“打擦边球”，体操和跳水比赛或许是一个更好的比喻，难度高的动作，风险大，得分也高，成果与风险成正比。此外，谈到“打擦边球”，如果球未出界，裁判判出界，应当怎么办？
答：风险与难度和成果是成正比的，这主要取决于掌握的艺术。“裁判”可以写文章指出错在哪里，我们也照登。如果他判错了，事实会帮助他的。
钦本立当然也意识到，在自己的国家里，为一件亿万人民心向往之的事业每每需要“打擦边球”，这决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对于一个老报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耻辱。
这种耻辱深深地噬咬着他的良心和剩余的血气。
然而，就在这心的疼痛中，他又一次被判“球出界”！
这一回，错在他，还是在裁判？或者有一个中间的结论吗？历史会说话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转自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即将出版的《钦本立的擦边球》一书，感谢该书编者授权大纪元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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