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熟人，現在是私營老板。一起吃飯，談到大陸的現狀，飯桌上人人牢騷滿腹，他更是一腔怒火，因為他蹲了半年大牢，剛剛出來。据他表白，這次牢獄之災純屬有人設圈套，買通了衙門對他進行敲詐，連投資帶撈人扔了几百万。談起政治改革，他也同意現行体制的不公正和行政權力對經濟過多的強制干預的不合理。但是，一談起怎樣具体加快政治改革，他就強調“無論如何不能亂”，而保持穩定的最佳辦法，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發展經濟應該絕對优先。至于政治民主化，那是以后的事。他還以八九運動為例來証明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只能導致社會的全面倒退。盡管許多私營業主親歷過這個制度的不公正甚至野蠻，但他們的想法一點也不令我吃惊。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過份關注，使他們很容易產生恐懼綜合症，似乎中國的所有混亂都是中央權威的削弱造成的，似乎所有來自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都是幫倒忙，似乎平民要求政治改革就是想劫富濟貧，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經濟文革，必然導致社會動亂。
關于政治改革，私營業主們之間的具体看法也有很大差別，但是在政治改革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選擇上，目前大陸的富人（學名叫經濟精英），或國營或民營或高級白領或文化名人，基本上達成了一种沒有經過協商的默契——穩定共識。當然，最不愿意進行政治改革的無疑是大小權貴們，因為他們是現存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自愿地真心維護穩定。而私營老板則是被迫地真心擁護經濟發展优先的穩定。
說被迫，是因為在改革以來的利益重新分配中，私營經濟同樣受歧視，只能揀一點權貴們或有意或無意掉下的殘渣，即便有些私營老板可以憑借財力周旋于權貴們之間，甚至能夠手眼通天，但是他們仍要付出很高的“權力費”，私營業主用于攀附權貴的投資，決不少于其他投資，正如一些港台富豪用錢買一頂人大或政協的紅帽子，買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証，從而得到更多的大陸市場份額一樣。
說真心，是因為与平民百姓相比，私營業主畢竟搭上了“先富起來”的便車，現存秩序使他們成為社會中被羡慕甚至被嫉妒的階層。那些在八十年代早期被迫失去鐵飯碗的社會閑散人員，從社會的底層和邊緣掙扎出來，由被人看不起的地攤小買賣人，變成了百万、千万乃至億万富翁。隨著財產的增加，他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不斷提高。現在，大陸的私營業主中有近六千人當上了各級人大代表，近九千人成為各級政協委員，還有許多在政治上深得執政党信任的私營老板進入了各級工商聯領導班子。當然，產權不明晰，使他們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但他們之中的成功者象發了大財的權貴們一樣，大都為自己留好了退路，轉移資產到海外，即使自己不移民國外，也要給妻子或孩子弄本洋護照。
同時，在大陸的畸形市場中，想做誠實而干淨的商人或企業家是很難的，別說大陸本土的生意人，就是外商也無法免受人治文化的污染和腐蝕。凡生意人皆有一雙不干淨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斬斷或砍成殘疾的權力，全在執政党手中，想收拾誰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不由你不溫馴。《精品購物指南》，由一份國家机构辦不下去的報紙，經過承包人自己的投資和經營，變成了上億資產的暢銷報紙。政府看著眼紅了，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名義，說收回就收回，誰敢置一詞？沒把原老板扔進監獄就算手下留情了。雖然學界和企業界一再論証產權模糊不利于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和商業倫理的培育，呼吁盡快在立法上達到產權清晰，但是，執政党喜歡的就是模糊，因為最終的裁判權在它手中，一句產權不清，能致任何私營企業于死地。1999年的修憲剛剛走出在憲法上保護私有財產的第一步，但是离私有產權的完善憲法保障還差得很遠。
許多人認為，大陸的政治民主化有賴于中產階級的培育、發展和成熟，而且私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阻力是政府壟斷和不公平的市場，但是，目前的大陸，先富起來的私營老板和其他的富人一樣，是政治上最保守的階層，目光之短淺只盯著眼前的既得利益，沒有多少想改變現存体制的內在動力，私下聊天中的牢騷也只是牢騷而已。一句話，富人們之間達成的“穩定共識”，不過是現存秩序中最大獲利階層之間的利益同盟。這几年走紅大陸文壇的余秋雨公然為腐敗辯護， 頗能代表富人的政治傾向。他認為腐敗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未來的法治建設。
這樣說，似乎對私營老板不公平，因為他們已經遭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對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惡劣的制度，這個制度把私營經濟只當作政府財政的來源和維護政權穩定的工具，置于政府壟斷和准入限制的歧視下，既要保留又不讓坐大，稍有社會影響的私營老板就被統戰到工商聯中，成為党的花瓶兼諍友，根本不允許私營業主成長為獨立的社會階層，只能是永遠沒出息的個体戶。弱小的個体戶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錢”，并且使其增值，只能攀權附貴，在經濟上變成壟斷集團的附庸，在政治上進入執政党的統戰花名冊。這是另一种逼良為娼，如同大陸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做御用文人，民主党派不得不做政治花瓶一樣。上等奴隸做久了，自有想坐穩的利益和樂趣所在。而一旦得到主人的賞識，那么最好的投資就是不斷地博得主人的歡心，侍侯好主子就是善待自己。
（原載《信報》感謝作者授權大紀元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