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中共接班人危机与社會動蕩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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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在事實上,站起來的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腳下,高呼“万歲!万万歲!”毛澤東神化無產階級的目的是為了神化作為先鋒隊的中共,神化先鋒隊的目的是為了神化作為領袖的個人。當“党天下”取代了傳統的“家天下”,党的領袖及其政党成員就取代了傳統的皇帝及皇族。

“家天下”与“党天下”的不同,就在于二者依据的“法統”和“道統”之間的關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統和道統的分离,“党天下”是二者的合一。在傳統中國的“家天下”秩序中,從漢武帝開始的歷代主要王朝,都是依靠血緣法統(皇家)和非血緣道統(儒家)來維系的。號稱“奉天承運”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緣關系确立和傳遞法統。但他們只是法統的創立者和傳承者,而不是道統的創立者和權威解釋者。道統的創立者和權威解釋者來自一代代儒生,他們把儒家學說所描繪的社會秩序奉為“行天道”。所以法統政權的維系和運行必須依靠按照儒家意識形態的標准選拔的“家天下”執政代理人來完成。由于道統和法統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團才能夠借助道統倫理來制約法統權力。盡管家天下為了加強自身的權力而創造了宦官集團、外戚集團,但是這些來自“法統”的集團只有幫助維護法統的政治權力,卻一直沒有解釋道統的權威。儒生官僚集團也許在官場的權力斗爭中失敗,但是他們所維系的儒家道統卻歷久而不墜。而且每一代有作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團或外戚集團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時,都要借助于道統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團。

而中共執政后的“党天下”,將“家天下”時代相互分离的道統与法統即意識形態和政權合并為一:党魁既是道統的創立者、權威解釋者,又是政權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統即馬列主義最后歸結為党的最高領袖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其政權也集中在党政軍合一的毛澤東個人身上。這种雙重身份的合一,創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權程度更高的体制,官僚集團的組成也是法統与道統合一,再沒有了法統之上的道統權威對執政權力進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約。從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統接班人都要在道統上將自己奉為圣人和理論宗師,也都把党政軍的最高權力集于一身。鄧小平垂帘听政的時代有“鄧理論”,江澤民集党政軍大權于一身的時代有“江學說”。

“党天下”表面上的意識形態說辭是“人民主權”,但是在選拔執政集團的官吏時,既廢除了傳統科舉制,又拒絕接受西方的選舉制和考任制,而是只繼承了傳統的人治秩序的舉荐和任命相結合的選拔制度,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層層相連的個人效忠网絡。所以執政党這一特權集團的构成完全不同于“家天下”的家族血緣特權集團。但是共同的獨裁性質和個人效忠,決定了兩者的權力傳承往往危机四伏,皇族內部的權力之爭和中共內部的權力之爭,同樣是暴力、陰謀和權術的綜合体,政權本身和整個社會都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代中共強人,都曾經兩次廢除了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引起了強烈的社會振蕩,“文革”大劫難和“六四”大屠殺的發生,都与中共政權的接班人危机密切相關。在毛澤東的晚年,欽定接班人林彪覆滅之后,他就開始有意識地向“家天下”的方向發展,江青和毛遠新的權力角色就是明顯的例証。如果毛澤東精心栽培的大儿子毛岸英不是死于朝鮮戰場,中共政權法統的“党天下”很可能回歸到傳統的“家天下”,類似北朝鮮的金日成父子。

中國政權內部接班人之爭,既是法統政治權力的爭奪也是道統意識形態解釋權的爭奪。毛澤東之后的鄧小平在与華國鋒爭奪最高政治權力之時,就是用發動“思想解放”運動來爭奪對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權。現在,中共又陷入了由十六大的權力交接而引發的執政党內部的爭權奪利的斗爭,接班人危机又一次凸現。集党政軍大權于一身的江澤民,為了鞏固其最高決策者的地位,早在中共執政五十年大慶時已經做了精心的安排——檢閱三軍和把自己的畫像排在毛、鄧之后。隨著十六大的接近,江澤民既在組織上(法統)通過其心腹曾慶紅操控人事安排,又在意識形態上(道統)大樹以“三個代表”為核心的“江澤民學說”,以便在權力分配方案塵埃落定之前,占盡法統和道統合一的先手。如果“三個代表”成功地被党內認同為馬列主義、毛思想和鄧理論的道統繼承者,那么江澤民作為中共法統最高權力的占有者也就順理成章。

然而,在中共強人時代,其最高權威呈遞減趨勢,第一代超強人毛澤東可以隨意選擇任何一個人來接班,如王洪文或華國鋒,而不必在意党內慣例及他們的党內資歷和現任職務;第二代強人鄧小平無法象毛那樣隨心所欲,但是他仍然有在江澤民、李瑞環、陳希同等政治局委員中欽定接班人的權威。現在,強人時代結束了,絕對權威的真空改變中共權力傳承法統的游戲規則,造成了党魁欽定接班人的權威不足,江澤民作為中共第三代的核心,決沒有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一言九鼎的權威。十六大的權力分配上的傾斜,主要取決于党內各派之間的利益交換和玩弄合縱聯橫的權謀技巧,而不是博得最高權威的歡心。

對江澤民來說,無論他在輿論造勢、党羽培植和利益收買等方面的准備如何充分,想連任或通過欽定接班人的方式延續自己的最高決策權,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他繞不過這次權力交接的難點:鄧小平開創的廢除終身制在十五大上已經成為中共高層及全党的共識,在鄧小平欽定的執政期限逼近之前,反對江澤民連任的力量在廢除終身制和任職期限的遺訓下聯合起來,實乃名正言順。何況,江澤民本身的政績,還不足以贏得廣泛的民意支持和党內威望。他可以充分利用的資源,只有十年來他培植的党羽和籌備十六大的主導權。

無論從個人利益的角度還是從公共利益的角度,政治局常委們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對江的連任。朱*g基和尉健行有遵守党內承諾的公益优勢、李瑞環有年齡的优勢、胡錦濤有年齡和隔代欽定的雙重优勢、李鵬有本人和家族的私利考慮,唯一緊跟江澤民的李嵐清不足以构成最高決策層的多數,加之由強力反腐敗所造成的權力斗爭的复雜局面和社會的不滿、矛盾的愈演愈烈,如果江澤民不顧重重阻力而強行謀求事實上的連任,中共十六大的接班人危机就很可能演變成又一次全社會的大動蕩。

2001年1月4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信報》感謝作者送交大紀元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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