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覺得台灣人心惶惶、覺得人人都在「出走」。出走的原因与我們對混亂的深刻感受很有關系。但是如果我們對於這十年來「解放」後的莫斯科、華沙、布達佩斯都有所認識，對這些城市的混亂有所了解，我們把台北放在這個寬闊的參考系里，來理解自己的窘境，我們的結論很可能相當不一樣。
「台灣要不要走出去？」我想美國人不會講「美國人要不要走出去」，或者德國人講「德國要不要走出去」。在我們的社會出現這樣的演講題目，表示台灣處在一個滿奇怪的處境－－顯然它不在文化版圖上處於強勢的地位，因為強勢者本來就會自覺是在舞台的中心，是聚光點，所有人都在看你，不會談「我們要不要走出去」的問題；這意味著我們在文化版圖上，是處於弱勢或自覺處於弱勢的。
最近有位來自加拿大的駐市作家，談起他對台灣的三個印象，第一是：你們很有錢，而且是最近才有的，一有就有很多；第二個印象，你們的國會愛打架；第三個是：中共每二、三年就來一次武嚇。總結起來，在西方人的眼光中，對台灣的印象就經濟上是暴發戶的，文化上是幼稚的，而軍事和政治上是弱小的。有趣的是，從西方眼光所看到的台灣表象和我們所切身体認的台灣之間，有非常大的距离。容許我談談，我眼中的台灣。
在我的眼中沒有國家的區別，只有城市的存在。就華文版圖來看，北京、上海、西安、香港、吉隆坡、台北，已經形成了華文的文化圈，而台北在這個城市文化版圖里，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中心。
台灣的作家，不論是余光中、瓊瑤、三毛、高陽、柏楊或李敖，在台灣以外的華文城市都有重要的影響。台灣所發生過的思潮或論辯，也多成為華文地區知識分子的參考坐標。今天關心國家前途的北京知識分子談「新左派」、「自由主義」等等問題時，你會發現台灣五○ 年代以來對自由主義的論述是他們論辯的重要參考。吉隆坡、新加坡或北京的知識階層也熟悉「野火」時代台灣的狀況、知道台灣得到民主後的价值混亂。台灣整個五十年的發展經驗，都是北京、上海、甚至吉隆坡、香港的知識分子在討論自己歷史進程時的重要指標。
高行健得到了一個文學獎，他，唯一的中文作品在哪里出版？當然選台北，這不是偶然的。高行健雖然已經是一個法國公民，但他最在乎的作品發表和出版是中文版。我聯想到托馬斯曼，他為了抗議納粹流亡美國的時候，作品不能以德文在德國版圖上出版，而是以英文版在其他國家流傳。他的傳記作者寫出：托馬斯曼對非德文版的出版常是漫不經心，但是當他第一次有机會出德文版時，也就是自己的母語時，他卻是徹夜不眠、全身緊張、字字計較；所以對作家而言，語言是他最後的依据。你可以說高行健失去了政治的母國，但得到了文化的母國，這文化的母國就是台灣，因為他所有的中文作品都在台灣出版。
這些現象清楚的顯示了這一、二十年來，台北（或台灣）已經是一個文化輸出國，不論是文學作品、出版、思想論述，都在往外輸出，去影響几乎所有華文版圖上的其他城市，已經刺激了整個華文版圖傳統的新生。那么在這种情況下，說得大膽一點，台灣早就是文化輸出國、文化重鎮了，那么為什么還要談台灣「走出去」？
原因在於，台灣人知道自己在電腦、科技和貿易上有超前的地位（雖然那個地位也很脆弱），但是對於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卻非常不清楚。可是為什么台灣人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份量呢？
恐怕是，因為我們實在太封閉，太不清楚外面的世界。這個世界或許可以主觀地分成三圈：第一個大圈當然是國際，從俄羅斯到南美洲無所不包，第二圈是亞洲，第三圈是華文版圖。先談國際。
我們現在覺得台灣人心惶惶、覺得人人都在「出走」。出走的原因与我們對混亂的深刻感受很有關系。但是如果我們對於這十年來「解放」後的莫斯科、華沙、布達佩斯都有所認識，對這些城市的混亂有所了解，我們把台北放在這個寬闊的參考系里，來理解自己的窘境，我們的結論很可能相當不一樣。
再進下一層，是對亞洲的不了解。我們這十几年來一直在大聲談文化自主与本土意識。但是相當諷刺的是：一方面講文化的主体性，但是一方面我們在文化上、觀點上都仍是用美國人的眼光看世界。台灣對亞洲的了解非常薄弱，例如印度這個古文明，從傳統進入現代的掙扎，跟我們可能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們對它的今日知道多少？對印尼、日本，只知道它的通俗文化和丑惡的片面歷史，這些文化深邃的一面我們卻沒有什么認識；對於菲律賓，也就限於一個「外勞」國家。因為對亞洲欠缺了解，我們在詮釋自己的歷史時，就容易有偏差。比如我們怎么看二二八事件？把它當一個孤立的事件來看，是一种觀點；把它放在一個亞洲的歷史光譜上看－－類似事件在印尼、菲律賓、緬甸，怎么發生、怎么結果、怎么收尾－－在在都會影響到我們對自己的認識。
最後談到我們對華文版圖的缺乏認識。因為几十年來反共、恐共、排共的關系，一向支撐著我們的以人為本、尊重人權的觀點，在与中國大陸做政治抗爭時就突然不見了。整個中國好像就等同於一個中共政權，但是那個社會里被那個政權壓過的、輾死的人都看不見了。用英文的說法是：倒臟的洗澡水時把盆中的嬰儿也一并倒掉了。因此上海正在經驗什么現代化的深層改造、北京正在發生什么思潮的劇變、西安的底層民間社會正在發生什么質的變化，很少人有興趣，很少人討論。我們不知道吉隆坡的華人社會對台灣文化有多少仰賴、有什么企盼；我們也不知道香港的社會結构里，知識份子那薄薄的菁英層如何和下面巨大的庶民層互動；香港和台灣在文化上從一九四九年以後分枝，相似又相异的地方在哪里，將來可能如何互補互拒，很少人有興趣。
總結而言，我們對國際的參考系不熟悉，對亞洲的參考系相當漠然，對最核心、与我們息息相關的華文世界的參考系也沒有掌握；奇怪的是，對周邊環境不了解時，我們怎么了解自己？
在我們目前所處的一團混亂之中，真正的危机不在於它眼前所呈現的混亂，而在於我們里頭有多少能夠思考的人，在於我們有多少人可以看見外面一圈又一圈的參考系。認識自己所處的坐標系，才可能認識自己在哪里。每一個城市都有它開始頹敗衰落和開始繁華鼎盛的時刻－－我們要如何判斷那個時刻的來臨呢？當歷史的門悄然開啟，我們是應該重新把門安靜的關上，還是把握門稍稍打開的那一刻，把它大大的打開，勇敢的走出去？有這樣的判斷力，我們才能決定這個城市究竟是走向未來的繁榮鼎盛，還是走向慢慢的不知不覺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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