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与自由中國的一体

中央日報

更新 2001-02-02 9:53 PM 人氣 7

新年過後，台北國際書展開幕之際，高行健先生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身分，抵達自由中國，受到朝野和各界一致的歡迎，也為濕冷的台北，帶來一陣和風，予人春天不遠的美好感覺。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一九八八年，高先生以政治難民之身定居巴黎。次年的「六月血」，促使他宣布脫離中共，後者也查禁他所有的作品，並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此後十年有餘，他去國懷鄉，遙望大陸的千里黃雲，北風吹雁，能無寂寥之感？如今舉世聞名，他翩臨猶如故鄉的台灣，鼓動了文學的熱潮，也體驗到溫暖的友誼，可謂相得益彰了。

我們用久違的自由中國四字，界定猶如高先生故鄉的台灣，必能邀其首肯。他以文字和行動，說明對自由的熱愛，現更自我期許，中國文化在他身上與筆下，則其心中有一個中國，當為不爭之論。我們曾以「高行健與中共的距離」為題，發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社論，今又以「高行健與自由中國的一體」撰文，申論兩岸應有的自由觀與中國觀，盼收撥亂反正之效。

何謂自由？中國的成語「放蕩不羈」一詞，與其約略近之。嚴復先生中譯（On Liberty）一書時，則用「群己權界論」，頗得現代精髓。誠然，文學沒有主張殺人放火的自由，作家心中宜有道德律，並受法律的約束。但是，高先生和眾多的大陸作家，從未主張殺人放火的自由，但求思想的不羈而已。毛澤東早年賦句，也強調「萬類霜天競自由」，結果一朝擁權，就剝奪了作家和廣大人民的自由，甚至終結了他們的生命，已為舉世所共見。

作家身為公民，必須守法，而政府亦不應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這樣的「良法美意」，卻被中共自己破壞。一九九一年，中共不但查禁高先生的作品，開除他的公職，也查封他的住房。如此趕盡殺絕，已無資格和人爭論自由了。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匈牙利志士裴多菲的吶喊，他以詩人兼革命家，久被該國人民視為爭取自由的象徵，其詩也為五四運動後的中國青年，注入一劑強心針。我們為高先生慶幸，他不必拋棄生命與愛情，即已獲得身心的自由，最後更以諾貝爾文學獎，証明創作上的成就。但是，其他的大陸作家呢？

高先生的成就，也付出了去國的代價。天涯棲遲，地理上的中國，和他有了極為遙遠的距離，文化上的中國，則在他心中。有人問波蘭流亡作家康布羅維奇：「波蘭在那裡？」他說：「我就是波蘭。」高先生引用此例，認為中華文化在自己身上。其實，有志的中國人都應如此深自期許，形成真正的百花齊放，造就一個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

德國作家托瑪斯曼，獲得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為「魔山」。七十一年後，高先生獲得同獎，代表作為「靈山」，可謂東西輝映。一九三八年，托瑪斯曼的故鄉被納粹占領，他流亡到美國，記者問他：「放逐是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回答，「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這樣的豪語，又與康布羅維奇相互輝映了。

台灣的作家、人民乃至政府，有沒有這樣的志氣呢？我們奉中華民國正朔，是否也能接受自由中國四字呢？「自由中國之聲」，業已不在台灣廣播。「自由中國評論」等刊物，近年也被行政院新聞局改名，不復舊觀了，有人喜歡自由，不喜歡中國，更把後者與中共混為一談，連中國文化亦欲棄之而後快。長此以往，自由中國是否僅為象徵，而無實地？

我們誠盼，大陸當局今後更為尊重人民的自由，台灣朝野也都承認自己根本是中國人。果能如此，則將來的兩岸皆為自由中國，而不僅限於東海之濱，或高先生的靈魂深處！

中央日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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