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家父病重去世，我沒有能与他做最後的訣別。自他在一年多前病危住院并被診斷為肝癌中晚期時，我曾回國探望他，但中共派了一大隊警察与便衣將我阻截在上海机場，全然不顧中國政府簽署過的聯合國人權公約。一年多前他們也曾給我“机會”做選擇：要么是從狗洞中爬回家，盡我的孝道；要么就是為自己、為我們全家造成永世的遺憾。不能不說，這种“忠孝不能雙全”的選擇是非常困難，對感情更是巨大的折磨，沒有任何辦法來補償因此而造成的遺恨。而國安部的所作所為充分顯示了共產專制的蠻橫無道，它們對人性与人道之踐踏，也使我堅持不懈為將中國推入人權、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而努力。
一九九八年春我探家時，被國安部人員帶走几天，接受審問并受到威脅。但我使他們的愿望落空了，結果他們強迫我出境，僅給我二十分鐘時間打點行裝并与父母告別。這對我父親的打擊是重大的。在此之後，當局更在我們家門口豎起巨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牌子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父親到中國科技大學到處找我的同學，去派出所尋人，以及在我被押送离家前他向那些國安部人說的語無倫次、不得要領的話，怯怯地站在牆角邊干著急。
我的父親沒有能力保護我。像他這樣的人在中國不止一個。專制与蠻橫的制度使得很多人變得懦弱，而這种怯懦只會使得專制更加鞏固与長久。這是中華民族之悲劇。可惜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沒有中斷，而是惡性循環不斷。而當你向它挑戰時，面臨的便是這樣一個痛苦的結局。你必須在理念之追求与個人的利益中作選擇，有的人選擇了後者，我能理解，因為我明白選擇前者之代价。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選擇前者。
父親出身於書香門笫，他的書法非常秀美。他是個熱愛生命熱愛自然的人。我喜愛花草种植的愛好是從他那里遺傳過來的。記得小時候，父親總會在房屋前後种植許多蔬菜与花草，辛勤耕耘，含著微笑給我們展示他的丰碩成果，也為貧窮的家庭增添了物質上的額外享受。更教育了三個年幼無知的孩子對真善美之愛。
那時候家里雖窮，上街時連買三分錢的冰棍也會猶豫，但父親會在合肥的逍遙游公園的花圃花兩角、甚至四角錢讓我們挑一盒象牙紅或菊花，興高采烈地回家。
一九九三年父母來美居住了近一年，父親酷愛我的農庄，開了近半畝的土地，种了五十多种作物，每天辛勞，收獲甚丰。至今，每當我去他當年种下的韭菜園去割那永遠割不完的韭菜；或去果園摘苹果、桃子或將家里擺滿鮮花，我都會想到我的父親，——他對我的愛，他對這自然、對這世界的愛。
在他彌留的最後一段時光，他忘不了的正是播种蚕豆的季節，那時他已難言語，化了很多的功夫才向媽媽与姐姐說清楚了他的意思，他已不能動彈，只好讓姐姐泡了些蚕豆种子，他把它們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身上，以自己的餘溫來催發新的生命……。一年前，當他剛脫离了危險出院歸家時，他卻支撐著病体，為了滿足他女儿的愿望，寫下了最後的筆墨，那是用於我屋後涼亭描述我的家園的對聯：“玉湘渺渺百鳥求，古庄悠悠万花虛”。也許，這快樂的百鳥，這美麗的万花會到處尋找父親的靈魂，讓他飛過大洋，与他親愛的女儿相會吧？
父親在彌留前几天還希望能看到我，他多次提到為什么儿子已回家多次探父，卻還不見女儿歸來？那時候他已是靠藥物維持生命了，整天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基本上不吃東西。有一次，姐姐勸他吃一些，他沒有反應。姐姐說：“你這樣子，等他們回來看見了，怎么是好？”他忽然眼睛一亮，問道：“他們能回來嗎？”我听說了後，無比的悲愴。我多么希望我能滿足父親最後的愿望，但是，這又是我所不能決定的。姐姐說：“權當爸爸沒有你這個女儿吧。”我也只好告訴她：不要讓父親無望地等待，只希望父親的离去比較平靜，在肉体上不要太苦痛。
姐姐不甘心，去國安部懇求他們讓我回國，國安部對我提了三個條件。大至是：其一，必須寫一個申請，保証回國後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其二，我必須把該“交待”的事情交待清楚了，否則，別指望离開。其三，進出關的時間与地點由他們定。
我不可以能接受他們的條件，在一九九八年，他們乘著我在他們手掌心之時，就提過一系列的條件，被我拒絕了，才造成今天的結局。一九九九年，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讓我姐姐做擔保人，做為我回家看我病危的父親的條件。姐姐的處境本來就很困難，不僅要照顧父母，還有國安部夾在中間。我只好告訴她，其一，她無法擔保我。其二，國安部之所作所為無法改變我，包括以我的家人來影響，當然，這一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确難。當我想起我的父親時，想到這決定了我們再也不能相見了，我的心開始滴血，眼淚便流了下來……
在父親去世前，我已經做了一個痛苦的決定，一邊就是假定他已經去世，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見到他。然而這一年來，他的病好好坏坏，總逼迫我接受他尚未去世之沉痛，因此就不免也產生希望。如今父親去了，該是一個悲痛的結尾，但也帶來一個新的起點，因為從此以後，我不必再為此面對困境，雖說痛苦与遺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我所作這一切，我和父親為此所付之代价，意味著人們不必再飽受其磨難，讓一個弱小的人，以這种方式謝世。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也將是有人道和人性的，不是心甘情愿地充當專制机器的爪牙。當我一九九八年被擋在上海机場時，我問他們：“你們也有父母嗎？如果他們病了，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們？”自然，沒有一個人回答。
我多么希望能与我父親見最後一面，了卻他臨終的心愿。我會感謝他，我會安慰他，我會輕輕地握著他的手，告訴他我多么愛他。
－－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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