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家父病重去世，我没有能与他做最后的诀别。自他在一年多前病危住院并被诊断为肝癌中晚期时，我曾回国探望他，但中共派了一大队警察与便衣将我阻截在上海机场，全然不顾中国政府签署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一年多前他们也曾给我“机会”做选择：要么是从狗洞中爬回家，尽我的孝道；要么就是为自己、为我们全家造成永世的遗憾。不能不说，这种“忠孝不能双全”的选择是非常困难，对感情更是巨大的折磨，没有任何办法来补偿因此而造成的遗恨。而国安部的所作所为充分显示了共产专制的蛮横无道，它们对人性与人道之践踏，也使我坚持不懈为将中国推入人权、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而努力。
一九九八年春我探家时，被国安部人员带走几天，接受审问并受到威胁。但我使他们的愿望落空了，结果他们强迫我出境，仅给我二十分钟时间打点行装并与父母告别。这对我父亲的打击是重大的。在此之后，当局更在我们家门口竖起巨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牌子来。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到中国科技大学到处找我的同学，去派出所寻人，以及在我被押送离家前他向那些国安部人说的语无伦次、不得要领的话，怯怯地站在墙角边干着急。
我的父亲没有能力保护我。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止一个。专制与蛮横的制度使得很多人变得懦弱，而这种怯懦只会使得专制更加巩固与长久。这是中华民族之悲剧。可惜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没有中断，而是恶性循环不断。而当你向它挑战时，面临的便是这样一个痛苦的结局。你必须在理念之追求与个人的利益中作选择，有的人选择了后者，我能理解，因为我明白选择前者之代价。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选择前者。
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笫，他的书法非常秀美。他是个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人。我喜爱花草种植的爱好是从他那里遗传过来的。记得小时候，父亲总会在房屋前后种植许多蔬菜与花草，辛勤耕耘，含着微笑给我们展示他的丰硕成果，也为贫穷的家庭增添了物质上的额外享受。更教育了三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对真善美之爱。
那时候家里虽穷，上街时连买三分钱的冰棍也会犹豫，但父亲会在合肥的逍遥游公园的花圃花两角、甚至四角钱让我们挑一盒象牙红或菊花，兴高采烈地回家。
一九九三年父母来美居住了近一年，父亲酷爱我的农庄，开了近半亩的土地，种了五十多种作物，每天辛劳，收获甚丰。至今，每当我去他当年种下的韭菜园去割那永远割不完的韭菜；或去果园摘苹果、桃子或将家里摆满鲜花，我都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对我的爱，他对这自然、对这世界的爱。
在他弥留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忘不了的正是播种蚕豆的季节，那时他已难言语，化了很多的功夫才向妈妈与姐姐说清楚了他的意思，他已不能动弹，只好让姐姐泡了些蚕豆种子，他把它们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身上，以自己的余温来催发新的生命……。一年前，当他刚脱离了危险出院归家时，他却支撑着病体，为了满足他女儿的愿望，写下了最后的笔墨，那是用于我屋后凉亭描述我的家园的对联：“玉湘渺渺百鸟求，古庄悠悠万花虚”。也许，这快乐的百鸟，这美丽的万花会到处寻找父亲的灵魂，让他飞过大洋，与他亲爱的女儿相会吧？
父亲在弥留前几天还希望能看到我，他多次提到为什么儿子已回家多次探父，却还不见女儿归来？那时候他已是靠药物维持生命了，整天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基本上不吃东西。有一次，姐姐劝他吃一些，他没有反应。姐姐说：“你这样子，等他们回来看见了，怎么是好？”他忽然眼睛一亮，问道：“他们能回来吗？”我听说了后，无比的悲怆。我多么希望我能满足父亲最后的愿望，但是，这又是我所不能决定的。姐姐说：“权当爸爸没有你这个女儿吧。”我也只好告诉她：不要让父亲无望地等待，只希望父亲的离去比较平静，在肉体上不要太苦痛。
姐姐不甘心，去国安部恳求他们让我回国，国安部对我提了三个条件。大至是：其一，必须写一个申请，保证回国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其二，我必须把该“交待”的事情交待清楚了，否则，别指望离开。其三，进出关的时间与地点由他们定。
我不可以能接受他们的条件，在一九九八年，他们乘着我在他们手掌心之时，就提过一系列的条件，被我拒绝了，才造成今天的结局。一九九九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我姐姐做担保人，做为我回家看我病危的父亲的条件。姐姐的处境本来就很困难，不仅要照顾父母，还有国安部夹在中间。我只好告诉她，其一，她无法担保我。其二，国安部之所作所为无法改变我，包括以我的家人来影响，当然，这一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难。当我想起我的父亲时，想到这决定了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我的心开始滴血，眼泪便流了下来……
在父亲去世前，我已经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一边就是假定他已经去世，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见到他。然而这一年来，他的病好好坏坏，总逼迫我接受他尚未去世之沉痛，因此就不免也产生希望。如今父亲去了，该是一个悲痛的结尾，但也带来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从此以后，我不必再为此面对困境，虽说痛苦与遗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我所作这一切，我和父亲为此所付之代价，意味着人们不必再饱受其磨难，让一个弱小的人，以这种方式谢世。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也将是有人道和人性的，不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专制机器的爪牙。当我一九九八年被挡在上海机场时，我问他们：“你们也有父母吗？如果他们病了，你们会不会去看他们？”自然，没有一个人回答。
我多么希望能与我父亲见最后一面，了却他临终的心愿。我会感谢他，我会安慰他，我会轻轻地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我多么爱他。
－－转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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