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創刊時燕子就囑作文，我感到很困惑。因為藝文在我的知識和能力之外，我不敢說些外行話來敷衍塞請。今天复承燕子來電，說想就高行健的得獎出一專欄，同時特別說明可就得獎引起的議論而非作品本身談談看法。而我實在沒有可以示人的“看法”，但執意推托未免辜負燕子的雅意，所以只能說几句不得要領的話。
高行健得獎在中文世界里批評多于贊揚，在批評中又是“政治”性的批評多于藝術性的批評，而尤其讓我這樣的局外人不得其解的，是這些批評居然來自完全對立的兩個陣營。作協負責人批評諾獎有“政治標准”“被用于政治目的”，一位對官方向持批評立場的朋友則在她文章的第一句話中說“我很難描述我在听到高行健獲獎之后的憤怒心情”。她認為高行健在“政治”上不夠格，比如對反抗專制的犧牲者“沒有同情，沒有悲憫”（指《逃亡》），与諾貝爾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馳。
對同一物事，人們看法不會一樣，也不必一樣，但正不能同時是反，反亦不能同時是正。現在高行健既被以為是正，又被以為是反，那就只能是：一、一方認正為反或認反為正，二、對立的兩方本是一事，三、与二有關，不合兩方的脾胃。而從有關的議論看，原因似乎是三，因為高行健雖不免有政治傾向，但這种傾向十分淡化，遠不足以讓任何一方引以為同道。
二十世紀國人吃的苦頭不算少，原因之一是那些革命者或“反革命”——此處意思一樣——都有一种“非我族類，其心必异”的心態，總是想“与民同樂”，要求所有人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動上跟上他們的步伐。這种心態源自一個錯覺，即以為非革命便是反革命，反之亦然。其實革命或反革命只是少數“先覺”的事，在真心革命或反革命的兩极之外有著既非革命也非反革命的廣土眾民。對這樣的非革命和非反革命，我們可以名之為“不革命”。“不革命者”也許是不關心革命或反革命的邈遠玄想，也許是不認同革命或反革命的行為方式，但這种不認同不關心与主動出擊不同，完全是消极的。如果革命或反革命不革到或反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多半會在隔岸對革命或反革命遙表一种敬意。
寫到這里不由想到當年邵康節對程伊川說的話：“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時自身且無所著，何能使人行？”“面前路窄”固是理學家之病，何嘗不也是今天許多革命家与反革命的通病？！今天有人視“寬容”兩字為寇仇，說起諸如“對不寬容不能給以寬容”時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真好象已經占盡了天下的正理。竊以為以革命或反革命為志業的人，如果想廣大自己的事業，或者哪怕是想博人同情而不是致人反感，都應該想一想邵夫子的話：面前路窄，何能使人行？
（轉引自日本《藍》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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