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6日訊】 可能是97年冬天，听說江祺生正在幫老家朋友銷售羽絨服，我正好想買一件，那天傍晚，他送貨上門，背著一大包羽絨服來到我家，任我挑選，望著他疲憊的模樣，心想，一位人民大學的博士生，如果不去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他會和千千万万個大學教師一樣，無論怎樣清貧，總還衣食無憂，至少不必背著羽絨服東跑西跑，從他家住的首師大乘公共汽車來我家，路上往返將近3個小時，賣掉一件又能掙多少錢？我忍不住問他，“你如此艱難地追求你的理想，究竟為什么呀？”他說：“我思考了許多年，親眼目睹社會上各种不公正，我認為中國只有實行了真正民主和自由，每個人的權利得到法律保障，才會有個正常的社會。既然我已找到了正确的目標，就要為之奮斗，哪怕我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也沒有遺憾了。”我無言以對，請他留下共進晚餐，他婉言謝絕了，說還要到別處去。
江祺生是學理工科出身的，和我一樣，學過理科的人受到過邏輯推理的思維訓練，認定少數几條公理后，可以按邏輯法則推出許多結論。江祺生認定了民主、自由的公理，尊重人權的公理，他要一往無前，哪怕是獨自遠行。他走后，我打開窗子，望著他遠去的背影在万家燈火的黑夜中漸漸消失，他肩上的大包不僅是他個人生活費的來源之一，他也是在替貧苦百姓，為求告無門的冤屈者，為一切受壓迫的人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江祺生，你何苦呢？就連常年監視他的警察都說：“這么多年，就你家沒有任何變化，看看別人家，哪家沒有變化？”我去過江祺生的家，除了必備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沒有一件奢侈品，生活在90年代末，家庭環境仍是80年代。我心理好一陣難過，江祺生，你的家人理解你嗎？那些受壓迫的人理解你嗎？你不覺得孤單嗎？
人們常說：“每位成功的男人身后站著一位女人。”按世俗的標准，江祺生是個失敗者，沒有工作，沒有穩定收入，常被警察跟蹤、盯梢、監視，甚至還是監獄里面的犯人，然而在他的身后始終站著她的妻子，沒有埋怨、責怪，沒有吵吵鬧鬧，他的妻子為家庭奉獻著溫柔、親切，寬容和理解，在江祺生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妻子既要保護孩子，又要千方百計地為江祺生奔波、呼吁、抗爭，江祺生你是幸福的人，你的妻子永遠和你站在一起。
趙昕、江祺生和我曾發起過為印尼華人呼吁的簽名信，印尼華人与我們血肉相聯，對他們的遭遇表示我們的深切同情，向施暴者發出最強烈的抗議，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共同心聲，但其中的工作量以及投入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沒有親身体會，是無從得知的，先是逐句逐字的修改簽名信，征求各方意見；然后一個個打電話，敘述簽名信中大致內容，若有人想看到全文，還得親自送上門，有些簽名人中途改變主意，又得把名字刪去。那次我們共征得全國各地309人簽名，是歷來簽名信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這是我第一次參与簽名，第一次做發起人，心里不免有些緊張，江祺生和趙昕說如果万一公安局找我麻煩，就把所有事情推到他倆身上。我決不會這么做，但江祺生為朋友甘愿承擔風險，深深打動了我。
我們到印尼使館親自遞交抗議信的2周后，江祺生起草并發起了告全國同胞書《善待中國母親河—長江》，有人建議我仍作為發起人之一，我由于膽怯而不肯，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取消了發起人一欄。接連2次參与簽名，我連晚上做夢都會夢見警察來抓人了，可實際上什么都沒發生，相比江祺生的無畏，我真的好欣慕、好慚愧。
春天朋友們來到鄉村，步行在陽光下的田間小路上，或穿行于灌木叢中，我發現江祺生和大家一樣，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呼吸著清新的空气，聆听好友的美妙歌聲。他和大家一樣，喜歡美味佳肴。他對生命的那份真情和熱愛，讓我感到他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正常地享受生命的歡快，才宁愿舍棄自己的自由。在他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公理背后是他對人的愛。為了愛，他舍棄了生活的安穩，為了愛，他舍棄了地位、頭銜，為了愛，他承受著漫長的孤獨和煎熬。
有一次在鄉村度周末，當江祺生得知閻明复上午去過附近一幢別墅后，他說：“早知道的話，我要去和閻明复交談几句，89年我作為學生對話團成員，和他對話過。”至今我還記得江祺生站在高崗上，向遠處望著，臉上的表情突然變得凝重、沉思，當年風起云涌的往事一定重現在他的腦海中。89年的學生運動以及“六四”的殘酷鎮壓，銘刻在他的記憶深處，正是從那以后他走上了一條鋪滿荊棘的路。
江祺生是极為罕見的人，在中國現行制度下，一個人往往不是居高臨下，喜歡控制他人，就是順從權威，唯命是從。而江祺生從來不以自己的學識或磨難自居，無論什么人和他說話，他總是睜大著眼睛，專注地傾听，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出。面對民運人士中的令人尊敬的前輩，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既使可能會惹對方不快。他敢于爭論，他相信真理是超越個人經歷、學識、地位和身份的，是超越個人恩恩怨怨的。江祺生獨立而不傲慢，理智而不張狂。他用自己的行動實踐著平等、寬容、尊重的交往准則。我想民主、自由的理想可能正是從人和人的交往方式開始，從自身的每日行為起步，而不是僅僅依賴制度的變更。
然而江祺生的這种純粹的堅持真理，增加了他的牢獄時間。几年前曾有法官私下透露，如果江祺生不那么執著，說話婉轉一點，留點余地，是不會關押這么久的。一些人認為，遇到公安局的，不妨策略些，不是背叛、不是放棄理想，不是低頭認錯，而是表現一些誠意，稍微靈活一點，圓滑一點，個人和國家机器對抗，吃虧的總是個人。但江祺生從不策略，從不靈活一點，他的身軀既使面對屠刀，也是昂然挺立，他的靈魂既使在污泥濁水中，也會一塵不染。有人建議他用筆名的形式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文章，影響面大一點，他說：“不必了，能公開出版的文章有人會寫，凡是我的文章都是直抒胸意，怎樣想就怎樣表達，不用費神考慮怎樣才能通過檢查。”我讀過他的一些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是淋漓盡致，通曉明白。在喪失理性的時代，能夠听到他的聲音，是我們苦難民族的希望。
我們一起看望過“六四”傷殘者。得知江祺生被捕，傷殘者心里非常難過，被子彈奪去一條腿的齊志勇，一听到有關江祺生的外電報道，就立即打電話給我，他說心里悶得慌。被子彈打中脊椎下半身几乎癱瘓的龐梅青，听到江祺生即將開庭，他說他要參加旁听，我一再向他解釋不可能的。傷殘者曾多次要我向他的家人轉達他們的問候。江祺生是為紀念“六四”十周年被捕入獄關押至今的，他曾為之呼吁的受壓迫者沒有忘記他，無論江祺生在哪里，他們知道，江祺生始終是他們的朋友。
最后一次見到江祺生是他被捕前的半個月，我們五、六人圍坐在頤和園昆明湖畔綠草坪上，傳閱江祺生帶來的紀念“六四”十周年的呼吁信，信中倡議用非暴力合法的方式紀念這一天的到來。十年了，無辜遇難的亡靈和失去儿女的父母在等待，等待劊子手受到法律審判的那一天，等待還歷史真相的那一天，江祺生一刻不停地為此奮斗，他要在十周年到來之際大聲呼喚人的良知，表達對專制政府強烈的抗議。不用解釋，我們的心是相通的。那天下午，天突然變得陰沉沉的，開始下起了小雨，在細雨迷蒙中，我們繞著昆明湖走了一大圈，我的心里莫名的沉重起來，發現朋友們也不象往日那樣健談。江祺生站到了前列，我們會默默地響應他的號召，11周年、12周年……每個“六四”周年，我們都會用非暴力的合法方式，寄托我們無盡的哀思。
江祺生，你所做的一切，正以各种各樣的方式影響著認識你的人，以及不認識你的人。江祺生，因為你，我親眼看到了人的純洁。因為你，我親眼見証了人戰胜邪惡的勇气。因為你，遭受迫害的人得到了安慰，因為你，我們多了一份信心。
200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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