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6日讯】 可能是97年冬天，听说江祺生正在帮老家朋友销售羽绒服，我正好想买一件，那天傍晚，他送货上门，背着一大包羽绒服来到我家，任我挑选，望着他疲惫的模样，心想，一位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如果不去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他会和千千万万个大学教师一样，无论怎样清贫，总还衣食无忧，至少不必背着羽绒服东跑西跑，从他家住的首师大乘公共汽车来我家，路上往返将近3个小时，卖掉一件又能挣多少钱？我忍不住问他，“你如此艰难地追求你的理想，究竟为什么呀？”他说：“我思考了许多年，亲眼目睹社会上各种不公正，我认为中国只有实行了真正民主和自由，每个人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才会有个正常的社会。既然我已找到了正确的目标，就要为之奋斗，哪怕我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也没有遗憾了。”我无言以对，请他留下共进晚餐，他婉言谢绝了，说还要到别处去。
江祺生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和我一样，学过理科的人受到过逻辑推理的思维训练，认定少数几条公理后，可以按逻辑法则推出许多结论。江祺生认定了民主、自由的公理，尊重人权的公理，他要一往无前，哪怕是独自远行。他走后，我打开窗子，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在万家灯火的黑夜中渐渐消失，他肩上的大包不仅是他个人生活费的来源之一，他也是在替贫苦百姓，为求告无门的冤屈者，为一切受压迫的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江祺生，你何苦呢？就连常年监视他的警察都说：“这么多年，就你家没有任何变化，看看别人家，哪家没有变化？”我去过江祺生的家，除了必备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没有一件奢侈品，生活在90年代末，家庭环境仍是80年代。我心理好一阵难过，江祺生，你的家人理解你吗？那些受压迫的人理解你吗？你不觉得孤单吗？
人们常说：“每位成功的男人身后站着一位女人。”按世俗的标准，江祺生是个失败者，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常被警察跟踪、盯梢、监视，甚至还是监狱里面的犯人，然而在他的身后始终站着她的妻子，没有埋怨、责怪，没有吵吵闹闹，他的妻子为家庭奉献着温柔、亲切，宽容和理解，在江祺生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妻子既要保护孩子，又要千方百计地为江祺生奔波、呼吁、抗争，江祺生你是幸福的人，你的妻子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赵昕、江祺生和我曾发起过为印尼华人呼吁的签名信，印尼华人与我们血肉相联，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我们的深切同情，向施暴者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但其中的工作量以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没有亲身体会，是无从得知的，先是逐句逐字的修改签名信，征求各方意见；然后一个个打电话，叙述签名信中大致内容，若有人想看到全文，还得亲自送上门，有些签名人中途改变主意，又得把名字删去。那次我们共征得全国各地309人签名，是历来签名信中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签名，第一次做发起人，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江祺生和赵昕说如果万一公安局找我麻烦，就把所有事情推到他俩身上。我决不会这么做，但江祺生为朋友甘愿承担风险，深深打动了我。
我们到印尼使馆亲自递交抗议信的2周后，江祺生起草并发起了告全国同胞书《善待中国母亲河—长江》，有人建议我仍作为发起人之一，我由于胆怯而不肯，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取消了发起人一栏。接连2次参与签名，我连晚上做梦都会梦见警察来抓人了，可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相比江祺生的无畏，我真的好欣慕、好惭愧。
春天朋友们来到乡村，步行在阳光下的田间小路上，或穿行于灌木丛中，我发现江祺生和大家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聆听好友的美妙歌声。他和大家一样，喜欢美味佳肴。他对生命的那份真情和热爱，让我感到他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正常地享受生命的欢快，才宁愿舍弃自己的自由。在他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公理背后是他对人的爱。为了爱，他舍弃了生活的安稳，为了爱，他舍弃了地位、头衔，为了爱，他承受着漫长的孤独和煎熬。
有一次在乡村度周末，当江祺生得知阎明复上午去过附近一幢别墅后，他说：“早知道的话，我要去和阎明复交谈几句，89年我作为学生对话团成员，和他对话过。”至今我还记得江祺生站在高岗上，向远处望着，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沉思，当年风起云涌的往事一定重现在他的脑海中。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六四”的残酷镇压，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正是从那以后他走上了一条铺满荆棘的路。
江祺生是极为罕见的人，在中国现行制度下，一个人往往不是居高临下，喜欢控制他人，就是顺从权威，唯命是从。而江祺生从来不以自己的学识或磨难自居，无论什么人和他说话，他总是睁大着眼睛，专注地倾听，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出。面对民运人士中的令人尊敬的前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既使可能会惹对方不快。他敢于争论，他相信真理是超越个人经历、学识、地位和身份的，是超越个人恩恩怨怨的。江祺生独立而不傲慢，理智而不张狂。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平等、宽容、尊重的交往准则。我想民主、自由的理想可能正是从人和人的交往方式开始，从自身的每日行为起步，而不是仅仅依赖制度的变更。
然而江祺生的这种纯粹的坚持真理，增加了他的牢狱时间。几年前曾有法官私下透露，如果江祺生不那么执著，说话婉转一点，留点余地，是不会关押这么久的。一些人认为，遇到公安局的，不妨策略些，不是背叛、不是放弃理想，不是低头认错，而是表现一些诚意，稍微灵活一点，圆滑一点，个人和国家机器对抗，吃亏的总是个人。但江祺生从不策略，从不灵活一点，他的身躯既使面对屠刀，也是昂然挺立，他的灵魂既使在污泥浊水中，也会一尘不染。有人建议他用笔名的形式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影响面大一点，他说：“不必了，能公开出版的文章有人会写，凡是我的文章都是直抒胸意，怎样想就怎样表达，不用费神考虑怎样才能通过检查。”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是淋漓尽致，通晓明白。在丧失理性的时代，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是我们苦难民族的希望。
我们一起看望过“六四”伤残者。得知江祺生被捕，伤残者心里非常难过，被子弹夺去一条腿的齐志勇，一听到有关江祺生的外电报道，就立即打电话给我，他说心里闷得慌。被子弹打中脊椎下半身几乎瘫痪的庞梅青，听到江祺生即将开庭，他说他要参加旁听，我一再向他解释不可能的。伤残者曾多次要我向他的家人转达他们的问候。江祺生是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被捕入狱关押至今的，他曾为之呼吁的受压迫者没有忘记他，无论江祺生在哪里，他们知道，江祺生始终是他们的朋友。
最后一次见到江祺生是他被捕前的半个月，我们五、六人围坐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绿草坪上，传阅江祺生带来的纪念“六四”十周年的呼吁信，信中倡议用非暴力合法的方式纪念这一天的到来。十年了，无辜遇难的亡灵和失去儿女的父母在等待，等待刽子手受到法律审判的那一天，等待还历史真相的那一天，江祺生一刻不停地为此奋斗，他要在十周年到来之际大声呼唤人的良知，表达对专制政府强烈的抗议。不用解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那天下午，天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开始下起了小雨，在细雨迷蒙中，我们绕着昆明湖走了一大圈，我的心里莫名的沉重起来，发现朋友们也不象往日那样健谈。江祺生站到了前列，我们会默默地响应他的号召，11周年、12周年……每个“六四”周年，我们都会用非暴力的合法方式，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江祺生，你所做的一切，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认识你的人，以及不认识你的人。江祺生，因为你，我亲眼看到了人的纯洁。因为你，我亲眼见证了人战胜邪恶的勇气。因为你，遭受迫害的人得到了安慰，因为你，我们多了一份信心。
200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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