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早報》几篇討論清朝興亡的文章，頗受啟發，這里准備從另一個角度談談對這筆歷史遺產的總結。
在中國眾多的封建王朝中，清朝的确是個特殊的朝代。它曾經締造了中華民族空前規模的統一和強盛，康雍乾三世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版圖，讓后世的不肖子孫有了割地賠款的本錢。同時它也承載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屈辱，而由屈辱帶來的五千年所未遇的民族危机又給20世紀中國的發展以新的轉机，催生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個朝代的确充滿了辯証法。
中國著名學者余秋雨先生曾寫過一篇題為《一個王朝的背影》的散文，文筆飽含激情，給自民國以來一直被妖魔化、罪孽化的滿清大大地翻了一次案。這里我借用一下文章的標題，雖然這個王朝在20世紀初就已不复存在了，但整個20世紀，甚至直到21世紀的今天，它的“背影”依然揮之不去。對紀念日比較敏感的人應該不會忘記，今年正好是辛亥革命90周年——清朝沒有走遠，它還在我們身邊。
提起晚清，人們馬上會想起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慈禧太后、八國聯軍、庚子賠款等等，等等，這些歷史名詞是絕對不會和光榮、繁榮、進步之類的東西聯系起來的。但這不是歷史的全部，歷史也曾青睞過中國，19世紀后半期，通過洋務運動，清王朝也曾強大過，盡管這种強大最終証明不過是海市蜃樓的幻覺，但也給不明底蘊的世人一個假象，覺得中國似乎也在前進，照此發展下去，中國也是富強可期的。1864年，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1878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收复新疆；1885年，馮子材取得鎮南關大捷，此役的胜利直接導致當時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甚至直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夕，中國無論是軍艦的數量、吨位、技術水平，還是國家的鋼鐵產量，都不遜于日本。在世界列強眼里，中國無疑是主導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不可忽視的一极，但這一极最后淪落到什么地步，熟悉近代史的中國人應該耳熟能詳。人們不禁要問：這是為什么？
收近關照歷史的目光，我們發現：現代以來，“強大”的幻覺出現過多次。雖然阻礙中國強大的，腐敗無能的，顢頇頑固的滿清王朝早已被掃入所謂“歷史的垃圾堆”，但幻覺依然是幻覺。二戰后，作為聯合國的發起國，中國曾被稱為四強之一，1949年毛澤東也在天安門城樓上振臂高呼“中國人站起來了”，但到了1978年的改革開放前夕，中國人才突然發現，同樣是從一片戰后廢墟上站起來的，也曾一窮二白過的日本，又一次走到了中國的前面。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到迎接新世紀；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到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從甲午戰后的“亡國”到五四時期的“救國”，到80年代的“強國”，到1999年往美國駐華使館扔墨水瓶的大學生嘴里的“中國人民不可侮”，中國人“复興中華”的口號喊了整整100年。人們不禁要問：這又是為什么？
中國的強大，不能光看國民生產總值，要問普通中國人的感受。人們總說滿清喪權辱國，但作為二戰的戰胜國，丟掉蒙古的卻是中華民國政府，共產党罵國民党不能維護國家主權，但承認蒙古獨立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在台灣、釣魚島、南沙群島等問題不敢跟列強叫板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縱向地比，目前中國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強大的，并隨著中國的發展，還會更強大。但我們在發展別人也沒閑著，甚至別人發展得還更快。橫向比，也許會沮喪，但事實不能否認——中國還不強大。与100年前滿清的孱弱相比，今日之中國并未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如果開始于同治年間的洋務運動在帶來堅船利炮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西方式的民主思想，三十多年后甲午戰爭的結局可能就要改寫；如果抗日戰爭的胜利在帶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同時，也帶來國共合作的議會制度和多党制，此后長達三年的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慘烈的內戰或許就能避免；如果1949年在送給中國人一個空前統一的祖國和一個黃金般的和平建設時期的同時，也帶給中國人“反抗獨裁，維護民主”的啟蒙，這50年中國人又能創造出多少物質和精神上的財富！類似的“如果”我們還可以繼續寫下去。歷史的机遇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但自1840年以來的整個中國歷史卻在不斷尋找机遇，又不斷与机遇失之交臂中蹉跎，何等的令人可悲！隨著新世紀的到來，中國人又做起了新一輪的“強國夢”，誰又能保証這一次的“強國”不會是新的“如果”呢？
中國的國力不体現在鎮遠號、原子彈和“東風31型”洲際導彈上，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進步都是与政治和思想上的進步同步的。政治上一潭死水，政治改革遙遙無期的時期，無論那時的中國看起來是多么的強大，多么的有希望，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里，也只能顯得衰朽而暮气沉沉，無法應付國際間激烈的競爭。歷史已經多次証明了這一點，實在沒有必要再做一次新的實驗。
最后，我可以舉個小例子來說明現在的中國与過去的中國有多么的相似。最近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主管宣傳政法工作的尉建行接見了一個名為《一代廉吏于成龍》的電視劇攝制組。那部電視劇播出后其實沒有多少影響，卻被中共高層重視，應該是出于反腐的需要。這事想想都有些滑稽：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党卻需要前清的一個封建官員作為對自己干部進行反腐教育的典型。我們知道，伴隨著所謂太平盛世的，常常是与盛世的規模成比例的貪官，從石崇到高俅，到嚴嵩，到和王申，再到陳希同、王寶森、成克杰，概莫能免。（傳自湖北）
(轉自<<聯合早報>>)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