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鄧小平改革的社會背景
大陸中國的改革背景是一個全面奴役的社會，這一現代奴隸社會的极端表現是文化大革命，其根本原因是1949年中共執政后愈演愈烈的一党專制乃至個人獨裁。這种現代奴隸制和傳統奴隸制的區別，只有統治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組織方式及控制手段的不同，而奴役的實質則完全相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傳統奴隸制中，主人和奴隸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是赤裸裸的，主人就是主人，奴隸就是奴隸，而沒有以“人民公仆”的偽善面貌實施奴役的奴隸主，也沒有以“國家的主人翁”的漂亮名譽被奴役的奴隸。傳統奴隸制還沒有政党，沒有“解放全人類”的意識形態烏托邦，沒有“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的道德說教，沒有“偉大、光榮、正确”的自我標榜，沒有既是“道統”教主又是“法統”帝王的絕對個人，沒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救世主崇拜，沒有“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洗腦，也沒有現代科技提供的有效的奴役手段，
執政党控制的國家是現代奴隸制的載体，通過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形成了等級森嚴的金字塔結构，高居于頂端的党魁就是總奴隸主，民眾包括執政党的大小官僚（官僚既是總奴隸主的代理人又是高級奴隸）都是等級不同的奴隸，對領袖個人的絕對人身依附，通過執政党控制的組織國家控制的單位和的雙重操控，借助于現代文明的科技成果，無所不包無處無時不在地剝奪著個人的一切——物質上和精神上、集体生活上和個人隱私上、出生和死亡、工作和婚戀，通過等級森嚴的組織系統，個人只能別無選擇地依附于党、國家和領袖個人，只有無條件的效忠和奉獻的義務，而沒有任何反對和索取的權利。絕對獨裁的政治、陷于崩潰邊緣的經濟、物質供應的极度短缺、連沉默權都不允許的強制、普遍的人權災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階級斗爭和連夢都不敢做錯的恐懼气氛……總之，大陸中國進行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蕪太滅絕人性，以至于紅太陽刺瞎了所有人的眼睛，社會主義的草覆蓋了資本主義的苗，剛出生的嬰儿作為歷史反革命的狗崽子而被刨腹。
作為最高奴隸主的毛澤東，由于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自然就作為“人民的大救星”而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和提供民眾福利的主要責任，并且在這個奴隸体系中占有了最大的利益份額。然而帝王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國的官僚集團以及廣大奴隸的利益之間的一致是偶然的，而不一致乃至衝突則是必然的。但是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是終身的，他能夠為所欲為地追求异想天開的個人嗜好乃至怪癖，使奴隸主的個人及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与他的代理統治集團、民眾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從而就導致了他個人与代理統治集團和民眾之間的矛盾乃至仇恨。而在他個人与整個社會的反對力量的較量中，其結局總是“一夫當關，万夫莫開”。他的隨心所欲讓整個社會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而他個人在有生之年卻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和不負任何責任。他所繼承的几千年一以貫之“秦政”，使他有權力把胡作非為的代价和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与整個統治集團，也同時轉嫁給沒有与他一起進入墳墓的家族。江青沒有殉夫乃是她最大的不幸，她活下來替毛澤東承擔了文革的全部罪責。
物极必反，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所造成的災難，在文革的后期達到了社會忍耐的极限，全社會的普遍不滿之強烈和忍無可忍，甚至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就通過“四五天安門運動”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泄，“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的口號，已經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毛澤東本人。這大概是中共執政27年以來，民眾第一次自發地公開把矛頭指向毛本人的群体抗議，而且是在中共政權的首都，在首都的心臟天安門廣場。1949年之后，這里曾經只是舉行中共執政的周年慶典、重大節日和百万人集會的地方，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八次接見造反青年的革命圣地。“四五天安門運動”預示了大陸中國的全面奴役化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臨界點。即便毛澤東沒有在1976年遭到天譴——自然死亡，也不一定能夠繼續維持住億万人只有一個頭腦的奴隸制秩序了。
雖然首先是全社會的普遍不滿為社會轉型提供了丰厚的民意支持，中共的政治精英階層才有可能通過上層政變和推動思想解放來發動改革，但是，毫無疑問，從改革之初到目前為止，推動和主宰著大陸的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是執政的精英集團。單就精英階層來說，首先是權力精英——中共集團內的被毛澤東打倒的受迫害者——成為發動改革的主要動力。他們利用老權威毛澤東自然死亡之机，清除了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以及毛主義的繼承者“凡是派”，通過對文革的清算和平反運動重返政治舞台，通過思想解放運動獲得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和公眾的輿論支持，通過肯定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動了經濟改革。
二、鄧小平改革所帶來的社會變化
与毛澤東時代相比，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打破了一個人的頭腦代替所有人思考的极端個人專制局面，結束了全面的階級斗爭的內戰，廢除了可以任意剝奪國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的极端人治秩序，使1949年之后的中共体制及其意識形態發生了全面的動搖。
在經濟領域，由全盤計划向市場、由完全公有制（党有制）向私有制的漸進轉型已經不可逆轉，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物質供應的丰富、民眾生活的大幅度改善，買方市場的形成，非國有經濟事實上的主体地位迫使執政党不能不進行立法上的事后确認。由對私營經濟的主体地位的政策性允許向法律性保障的轉變，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了。盡管執政党對經濟還有很大的操控能力，盡管權力的市場化使大陸的經濟自由化變得畸形，盡管對私營經濟還有立法上和事實上的諸多歧視，但是90％的市場定价、全社會要求行政權力撤出市場和反腐敗的壓力、私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事實上的主体地位以及加入WTO的國際壓力，必然使大陸的經濟制度走上自由化、法治化、私有化的不歸之路。
在思想文化方面，思想解放運動衝破了毛澤東時代万馬齊喑的局面，執政党意識形態的衰落和主旋律的無人傾听，個人意識和自利觀念的覺醒，西方自由主義价值觀的迅速傳播、傳統文化的复興、港台通俗文化的全面滲透和文化消費的大眾化娛樂化，已經開啟了文化多元化的大門。在公開的場合，非政治領域的言論開放已經到了可以在媒体上胡說八道的程度，政治性言論的公開表達盡管還有嚴格的限制，但是也不是全無發表的空間，政治异見可以通過國際媒体和互聯网反饋回大陸。六四后收听外國電台人數的激增和互聯网的日益普及，使執政党的新聞封鎖越來越失去傳統的效力；在私下的場合，民眾議論政治已經沒有多少風險，甚至拿執政者尋開心和發泄對政權的怨恨，已經成為老百姓飯桌上常規的娛樂項目。
在國家与社會之間的關系方面，毛澤東時代的整体國家的全面操控已經解体，每一人都被牢牢地束縛于單位和人民公社的局面一去不返。人們在擇業、遷移、旅行和私生活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自主選擇的空間。盡管執政党還不放棄對民間組織的生死予奪的大權，但是非政治性的民間社團畢竟有了一定的活動空間；盡管執政党還嚴格地操控著一切合法的准合法的不合法的民間組織，使大陸的民間社會處在一盤散沙的原子化無序狀態，但是非政治領域的個人自由已經有了巨大的空間。民間社會的整合力量的真空，使個人自由無法進入良性的自治秩序，社會穩定的維持只能依賴于執政党的剛性整合，這种狀態對于未來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來說是一把弊大于利的雙刃劍，甚至就是新制度的建立過程中的達摩斯克之劍。
在法治建設方面，從公審“四人幫”開始，就結束了毛時代完全無法可依、“朕即是法”的人治時代。雖然一党体制保証了執政党對立法執法的操控，中共的各級政法委仍然是法律實施的最后仲裁者，高層決策者的個人意志仍然可以左右法律實施；盡管立法的主要道義基礎還沒有實質性改變，仍然是從維護中共政權和党的絕對領導的立場出發，執法的任意性和有法不依的現象還很普遍；但是社會管理的法治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就是惡法和不能真正執行的法律也要靠立法來裝點門面。這种狀態在經濟体制的立法上表現的尤為明顯。党的意志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越來越向著依靠各种立法來完成方向發展，法院和律師在解決經濟糾紛上的作用越來越大，對私營經濟和私人財產的法規歧視逐漸向一視同仁的平等方向改善，私有財產權的立法保障已經到了非入憲不可的程度，加入WTO將使市場經濟的法治化進程加快。在國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方面，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就可以任意剝奪人身自由和生命的局面已經改變，雖然仍然是有《憲法》而無憲政的人治，個人的政治、言論、思想、信仰、結社、游行示威等權利還得不到實質保障，執政党和政府的權力還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限制，但是國民畢竟有了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法》、有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共政權畢竟在形式上廢除了傳統的收審制度，修改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承認了國際通行的“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并且正在進行推廣“沉默權”和律師代理權的司法改革。對政治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雖然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是政府在鎮壓時一定要走司法程序，而且殘酷性有所降低。1998年中共還承諾簽署聯合國的保障人權的國際性公約。就司法机构本身的改革而言，毛時代的公安一家獨大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變，公檢法之間的相互制約的局面開始形成，司法公開和司法人員的考任制度也在建立完善之中，并且先后制定了約束司法人員濫用權力的《警察法》、《檢察官法》、《法官法》。換言之，鄧小平時代并沒有改變執政党高居于一切法律之上的人治体制，但是与毛時代相比，在法治建設上的進步僅次于經濟領域。
政治方面：平心而論，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就政治体制本身而言是最保守的，但是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結构、法治化等方面的變化，都是由執政党的政治決策推動的，反過來這些變化也從不同的角度和以各自的方式推動著政治的變化。或者說，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社會的每一領域的改革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解放意味，推動社會的非政治化就是重大的政治變化。与毛時代相比，鄧小平時代最大的變化就是非政治化。而當社會走上非政治化之路時，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也就成為必然。在執政党進行的体制改革方面，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大，政治改革被推進到体制所能容忍的极限，十三大提出的七項政治改革措施因趙紫陽的下台而中斷實施，体制內的政治改革只停留在終身制的廢除、政府机构的精簡、國家中下層公務員選任制度的改革、農村的村民自治等方面，而在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离、政企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社會秩序”方面卻沒有任何進展。在鄧小平時代，政治領域的最大變化是在民間，從“西單民主牆”、“大學競選”到“清污”、“反自由化”的中途流產，從“八六學潮”到“八九運動”，從六四難屬群体的持續抗爭到持不同政見者持續的政見表達，從民主党到法輪功……民間的政治反對運動貫穿于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在這几种民間反對派中，有些人是自覺選擇民間反對派立場的，有些人是被逼上梁山的，“反自由化”運動和八九運動都把一批体制內的開明派或反對派逼向了体制外，鎮壓准宗教民間組織把法輪功等非政治性的運動變成了政治性的反對運動。雖然這些民間運動之間還缺少自覺的共識和組織上的整合，但是共同的命運和反抗目標的一致，使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种民間政治反對運動的合力。盡管鄧小平時代對這些民間政治反對派仍然實行強硬高壓，使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相對毛時代對政治异己者赶盡殺絕的局面而言，他們能夠持續存在且能夠進行堅韌的抗爭，不能不說是改革開放為大陸中國的政治環境帶來的一大進步。
國際關系方面：鄧小平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代替了以解放全人類為宗旨的烏托邦，以“決不當頭”的韜晦之策代替了以爭當第三世界的領袖來對抗超級大國的戰略，以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代替了隨時准備應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基本估計，以廣交朋友的對話代替了四處樹敵的對抗，使大陸中國的外交政策圍繞著國內的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展開，對話是鄧小平實施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鄧小平繼承了晚清以來“以夷制夷”和“中學為体，西學為用”的對外傳統，在不改變中共的絕對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的大市場、大資本和先進科技對國內經濟建設的支持，另一方面堅決防止西方的自由主義价值觀及其制度安排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他對西方制度的最大容忍是“擱置姓社姓資”的爭論，把接受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為最后底線。但是，打開的國門卻為民間的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取向提供了丰富的外來資源，為民間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提供了有机可乘的廣闊空間。大量西方的著作、影視、音樂、体育難以阻擋地涌入大陸中國，大量中國人走出國門，西方的一切成為全社會特別是城市中的年輕人爭相汲取的精神食糧。更重要的是，大陸經濟一旦進入國際市場，就要受到來自自由貿易規則的制約，經濟上對國際市場越來越深的依賴，必然帶來普世性的人類正義价值觀和強大的西方國家對大陸政治的示范效應和譴責性制約。可以說，大陸中國的觀念變革之所以呈現為疾風暴雨的勢態，民間政治反對派運動之所以与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很重要的動力和保護來自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同情。
三、鄧小平的根本局限
然而，以上所有的進步都不能掩蓋鄧小平本身的根本局限性，他所發動的改革与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后者的目標從提出“新思維”、“透明性”、“公開性”開始已經非常明确，那就是從根本上葬送現代奴隸制——一党獨裁、個人獨裁和計划經濟的舊体制，建立私有化、市場化和憲政民主化的新体制。正如戈爾巴喬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從前蘇聯徹底變天到現在，中共高層在討論政治改革時，仍然視戈爾巴喬夫為共產主義的叛徒，把蘇聯的瓦解作為最主要的教訓來警示全党。
而鄧小平只是為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持的中共政權才進行改革——經濟上的放權讓利、政治上的平反和意識形態上的思想解放。隨著改革的發展，執政精英集團內部在改革的方向性問題上，出現了持有不同立場的兩种聲音，一种聲音堅持在維護舊体制的根本——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只進行有限的經濟改革，它的中遠期目標僅僅是物質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种聲音則要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舊体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徹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建立類似社會民主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這种目標上的根本相左所導致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鄧、胡、趙”核心出現裂痕。胡耀邦被解除中共總書記的職務，表面上的原因是在“清污”、“反自由化”運動的決策上他与鄧小平有分歧，而實際上是由于胡耀邦力勸鄧小平退休，使鄧感到了一种對自己權力的威脅。正如習仲勛最近的回憶所言，鄧小平對于胡耀邦勸他退位的反映是：“他們不想讓我再過問中央的事了。”這次鄧倒胡完全是毛澤東當年對付政敵的方法之繼續，盡管在處理上要溫和一些，還保留了胡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實際上胡已經被剝奪了主要權力。接著便是八九運動所導致的公開分裂，趙紫陽被扣上“支持動亂，分裂党”的罪名，他的党內外支持者隨著他的下台而基本全軍覆沒，還保留著党籍的趙紫陽處在准軟禁的失去自由的處境中。至此，在党內的极少數敢于堅持根本改革舊体制的權力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而在維持舊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進行單純的增量經濟改革的多數派全面掌權。
盡管改革的最早制度創新——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自最基層的民間，但是這一制度創新如果得不到執政党的支持，就無法成功和長期生存下來；盡管在改革的決策上，民意也有過巨大的影響，盡管執政党內部一直存在著開明派和保守派之爭，而且開明派曾經短時期地左右過高層的決策，盡管江澤民時代的執政精英集團內部也在改革的策略上有分歧，如在國有經濟的改革、加入WTO和鎮壓法輪功等重大問題上，但是，直到目前，主宰社會轉型的進程和方向的，仍然是固守單純經濟改革的執政精英集團。
由于大陸中國在鄧小平死亡之前，一直處在強人政治的主導下，所以其靈魂人物鄧小平的立場對分析改革的方向性問題，就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鄧小平一直在堅定地維護中共的絕對領導權的底線上左右搖擺。与陳云、李鵬等人相比，鄧是開明派，主張逐漸用市場代替計划；而与胡、趙等人相比，鄧又是保守派，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党的領導；為了保持住他在執政高層的核心地位，他玩弄著忽左忽右的權力平衡。但是，由于鄧本身難以克服的局限以及制度本身的慣性，他對保守派就更溫和，而對開明派則心狠手辣。這也是中共自毛澤東完全掌握大權的延安時代起的一貫傳統：“左”總比“右”安全，不會犯政治方向性錯誤，因而也就更底气充足。
鄧雖然表面上故作開明，以拒絕出任最高職位來表示他對權力終身制的反感和改造，但是誰都清楚他也象毛一樣，實際地維持著自己在最高決策權上的終身制，廢除終身制是他留給繼任者的政治遺產，而對他本人則另當別論。也許，不在其位卻又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才是他自以為玩的高明和瀟洒之處（現在謀求連任的江澤民也以鄧小平的先例，為自己的半退進行合法性辯護）。鄧小平對自己的權力的貪戀以及內心充滿的不安全恐懼，一點也不次于毛澤東的晚年，所以他也重蹈毛澤東的覆轍，連續廢掉了自己選定的兩任接班人，對徒手請愿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這种滿腹狐疑的變態心理是所有獨裁者的通病，是專制制度的愛滋。在此制度中，沒有一個執掌最高權力的人能夠具有免疫力，它從心理上甚至從生理上徹底破坏了人對絕對權力的免疫系統。
四、一党獨裁所嬌縱的權力狂妄
雖然与中共的其他領袖相比，鄧具有過人的政治謀略、大膽的政治气魄和審時度勢的務實作風，在毛澤東死后迅速地掌握了最高權力，迅速地清除了毛的勢力范圍，迅速地結束了主宰著全社會的階級斗爭哲學，迅速地把國家引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方向；他大量裁軍，把物質資源盡量用于經濟建設；他在早期就權力過于集中、缺少對權力的有效制約監督和党政机构過于龐大的制度弊端，提出過進行与經濟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初步构想；在對外關系上，他放棄了爭當第三世界領袖的野心，提出務實的和平外交方針，用交往代替對抗，与西方國家全面修好，并且在處理香港問題上顯示了制度創新的能力，也于1992年促成了大陸与台灣之間的第一次公開對話。
但是他的智慧、魄力、創造力和務實作風，皆被一种中世紀式的無知狂妄所束縛。老資格革命家的坎坷經歷和毛澤東式的人格無知，使他具有大多數中共党魁那种根深蒂固的狂妄，他真誠地相信：只有中共能夠拯救中國和建設中國，只有他能夠設計出未來的藍圖、掌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改革策略；只有他恩賜給人民的生活才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人民最想要的生活。任何改革決策只能出自他的口中，即便是采納了別人的改革建議，其發明權也要歸他所有。而任何有違于他意志的政見皆被視為僭越，皆要在政治上乃至人身上付出慘重的代价。在鄧小平還能夠理政的時期，所有重大的改革決策的“知識產權”都歸于他的名下，出口就是“五十年不變”，閉口就是“一百年不動搖”。在他死后，所有的极端贊譽都隨著他撒向大海的骨灰而響徹天地，他是划時代的“總設計師”、他作為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后的“鄧小平理論”的創造者，進入共產圣人的殿堂，“鄧小平理論”成為指引大陸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偉大旗幟”。他自己說要廢除終身制就是制度創新的改革，而胡耀邦勸他以退休來兌現承諾，就是有政治野心，《深圳青年報》也因為發表贊成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整肅。在极權体制下，獨裁者的喜怒哀樂決定著一切，說不定哪句話就讓獨裁者听著不順耳，隨之發生的輕則是說話者個人的災難，重則是株連一大片乃至造成一場社會性災難。
极權制度的本質恰恰是嬌縱這种頑童般的無知和狂妄的最佳保姆，极權者不愿放棄這种制度，既是因為既得利益更是因為放棄這制度就等于放棄了狂妄的資本。与這种制度化的無知狂妄所造成的災難相比，意識形態的陳舊和僵化的危害真的不算什么。回憶一下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金日成時代的北朝鮮……共產制度造就的無知和狂妄讓人類所付出的代价，僅僅是生命一項就高達一億多人。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极權制度的狂妄所造成的世界性災難，成為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最慘烈也最恥辱的人類大劫難。
所以，當70年代末發自民間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和“言論自由”的政治改革要求時，鄧小平就毫不猶豫地對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專政，堅定地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証中共政權的絕對權力，進而保証他的無知和狂妄不受挑戰。
所以，當他為了鞏固其權力、推行其決策時，他就重用胡耀邦、趙紫陽、万里等党內的開明派人物；而一旦他們的行為有違于他的意志、進而使他產生權力危机的恐懼感和虛榮心受挫的恥辱感之時，他就會聯合其他的党內保守派將這些為他衝鋒陷陣的人逐出權力核心，直至收回由他賜予的一切權力，并把這些冒犯了他的人置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監禁境地。
所以，當決策的實施成功時，主要的功績歸于他；而當決策失誤時，他就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這也是沒有政治責任追究制的极權制度的慣例：最高權力者在生前永遠不會有錯，永遠要找別人來替獨裁者頂雷，成功時他就是唯一對政績負責的決策者，而失誤一定是別人的，責任也要由別人承擔。比如八十年代的硬闖物价關，造成了物价飛漲和民眾搶購的社會緊張，也為八九運動的發生埋下了導火線。執行者趙紫陽因此受到党內保守派和社會輿論的指責，而決策者鄧小平卻毫毛無損。
所以，當他為了擊敗政治對手和确立自己權力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時，他就發動“思想解放運動”，讓知識分子為他的“貓論”進行理論的論証，并升華到“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高度；而當他意識到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口號下越來越背离他的意志和觀念、進而對他的權威构成挑戰時，他就發動“清污”和“反自由化”運動，用党紀處分、行政懲罰乃至監獄等手段，封住那些曾經為他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作出過不可替代的理論貢獻的知識分子的嘴巴，進而用專政的利刃割掉社會良知的舌頭。
所以，當他需要民意的支持重返權力寶座時，他就為“四五運動”平反，并把這一運動稱為“反四人幫反文革反暴政”的偉大的正義之舉；而當他害怕民心所向顛覆其權力寶座時，他就下令開槍，殘酷地鎮壓“八九運動”，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愿的學生和平民，處死和監禁所謂的“暴徒、黑手和反革命組織的頭目”，并將這一運動定性為“反革命的動亂和暴亂”。甚至滅絕人性到不給死者以任何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賠償，不准六四死難者親屬公開悼念無辜受死的親人。在鄧小平的權威籠罩下，偌大的中國居然沒有一塊死者的墓地，居然不准一滴悼念的淚水公開洒落、一束獻祭的鮮花合法地在亡靈前開放。
所以，1989年春天，趙紫陽在与來訪的戈爾巴喬夫會見時說：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由小平同志最后拍板。不過是對确鑿事實的公開客觀陳述而已。正是這种事實陳述向全世界揭開了鄧小平玩弄的廢除終身制的假面，戳穿了一直隱藏在黑箱里的政治權謀，損害了他在國際上的開明形象和一手遮天的權力虛榮，才使他最后下決心徹底廢掉由他提攜的接班人趙紫陽。
所以，他才會以豬的智力理解人性，用喂養豬的手法對待人的欲望。他只許諾給民眾以小康的溫飽，卻認為中國人愚昧得還沒有資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說到2050年中國在經濟上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卻無視在不可阻擋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國的另一种未來，人性的另一种不同于豬的生存方式。難道中國人永遠只配象豬一樣靠面包生存，而不配爭取到以自由來安身立命的生存嗎？
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使人們在對比鄧的低調實用主義与毛的高調理想主義之時，顯然是褒前者而貶后者。但是，鄧的實用主義的政治智慧所具有鮮明的豬哲學特征，從長遠的未來發展的角度看，他所描繪的中等發達的“小康生活”，并不符合現代社會關于“發展和進步”的整体觀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嚴的人性的多樣化欲求。這种豬哲學對中國人靈魂以及社會倫理基礎的毀滅性破坏，其程度并不比毛的烏托邦的破坏性小多少。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于創造一個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任性來說，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藥，而且是致靈魂于癱瘓的劇毒。
1984年中共執政35年大慶時，鄧小平檢閱三軍和接受億万民眾歡呼時的感覺，從他個人成就的角度講，是他漫長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顛峰体驗——既是他在向全中國和全世界顯示他在党內具有絕對權威的時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澤東玩弄于股掌之恥辱的時刻；既是他真誠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時刻，也是他底气十足地自以為絕對正确的時刻。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達成了用“一國兩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協議；還是這一年的年底，鄧小平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領袖終于得到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輿論認可，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獨裁者的狂妄。
只有极權制度嬌縱的無知和狂妄，才會使獨裁者真誠相信自己的絕對正确一貫正确，才會以個人的權力意志為唯一標准，不擇手段不計后果地翻云覆雨、為所欲為。這是一种愚昧的人格，也是一种野蠻的思維方式，狂妄人格在思維上的表現就是全知型的決定論和唯一論。如果說人在上帝面前的最大原罪是目無神圣的狂妄的話，那么人在世俗之中的最大人性缺陷就是自以為救世主的狂妄。如果說神性思維的最大惡習是通過對信仰的壟斷來維護政教合一的現實秩序，那么人性思維的癌症就是用無所不知的全能意志尋找并且自以為找到了人間天堂。
決不能小看這种獨裁者的無知和狂妄，歷史上的一切极權制度的強人和偉人，都有這种目空一切的救世主式狂妄，自以為能夠拯救國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在人間建立天堂。其結果卻無一不是把人民与國家置于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這种人格和思維，頭上沒有上帝，眼中沒有民眾，四周沒有法律，心中沒有對高貴生命的敬畏和謙卑。它不僅存在于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中，存在于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卡斯特羅、金日成等第一代极權者的人格中，而且存在于N代极權者的人格中。回憶一下李鵬在八九運動時期与學生代表對話時的傲慢，江澤民教訓香港記者時的目無一切，朱熔基在講話時動不動就“我給你……”的句式，無不浸透了這個制度所嬌縱的權力者的狂妄。就連一個縣級法院院長也具有這种無知的權力狂妄，出口就是“你以為我是誰？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气”。只要獨裁制度存在一天，執政者的無知和狂妄就將作惡一天。@
五、密不透風的監獄和四處漏風的監獄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大陸中國是一間密不透風的監獄，那么鄧小平時代，雖然一党獨裁的監獄性質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是這座不但有了執政党划定的放風空間，而且出現社會整体性的灰色區域，這是一种防不胜防的四處漏風的超控制空間，執政党意識形態的瓦解和各級官僚的自我利益的激勵效應，遠遠大于執政党操控体制的真正效力。執政党的任何決策在向下貫徹的過程中，呈現出層層效力遞減的局面，越到基層越失效。這种統治效力的遞減現象几乎遍布所有領域，即便是意識形態操控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宣傳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禁止發行的許多書籍，都可以在及全國各地的個体書攤甚至國營書店中買到；被列入不准在大陸媒体公開發表作品的黑名單的知識分子，仍然公開地在報刊上開專欄、發表談話。
大眾不相信中共政權，瓦解了執政党的民意合法性基礎；中共的各級官員也不相信自己的執政党，權貴家族和代理人的普遍腐敗從体制內腐蝕了政權本身的統治能力；在某种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個中共裝模做樣進行統治而各級官員裝模做樣執行和老百姓裝模做樣服從的時代。鄧小平開啟了權力与資本共謀的時代，它的政治后果只能是：不論中共當局想不想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中共体制已經處在不可遏制地潰敗之中，而且潰敗的速度越來越快，隨時都有可能因偶發事件而出現多米諾式的崩潰。換言之，現在的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已經不是”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了，而是先變灰后變白的旗幟能打多久的問題。
2001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
－－轉自《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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