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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0日訊】 昨天﹐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臨別贈言﹐發表她退休前的最後一次演說。她以公務員首長的身分﹐說明「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體會——她認為﹐中央領導人是非常尊重香港的自治﹐並以江澤民最近在北京向董建華表明﹐像法輪功這樣極度敏感的課題﹐香港也可自行處理作為佐證。
「對中央來說﹐像法輪功這樣極度敏感的課題﹐尚且交由香港自行處理﹐我們夫復何求﹖」陳太說得好。她又提出﹐回歸以來﹐我們一直自由靈活地行使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將來也必須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陳太和盤托出的親身體會﹐很值得那些經常揣摩中央心意的人士反省﹐當處理特區與中央關係的問題時﹐切勿比中央還要過頭﹐否則不單害了香港﹐亦破壞了一國兩制的偉大實驗。
陳太在演講中?戊怞h的是公務員問題。她引述英國歷史學家亨尼西教授說﹐在新世紀公務員應秉持兩個價值觀﹐才能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一是向當權者直言進諫﹔二是嚴謹地把公帑用於由立法機關核准的用途上。
在回歸之前與之後﹐政府挑選公務員擔任重要職位的標準沒有多大變化﹐都是找能落實自己主張的官員﹐但為什麼直言進諫在今天會成為要陳太特別強調的事呢﹖這與最近推行的政治問責制不無關係﹐因為政治任命在目前可以說是最不明朗的時候﹐三個司長中已有兩個屬於政治任命﹐而且政治任命今後將採取什麼模式繼續發展下去﹐至今仍在摸索階段﹐陳太有這樣的疑慮是正常的。所以﹐她引述特首董建華的一段話﹐在研究如何提高主要官員的問責制時﹐我們「必定確保公務員制度的穩定﹐保持公務員系統的常任和中立原則。」相信她是希望以立此存照的方式﹐表達她的冀盼。
未來部長也須直言進諫
從發展的角度看﹐引入問責制是香港政制發展重要的一步﹐勢在必行﹔但公務員秉持直言進諫的原則﹐則不應因而有變。這不單因為它是香港公務員的優良傳統﹐更因為不能給領導人提意見的下屬﹐根本不算好員工。我們認為﹐同一原則也適用於從公務員體系吸納回來的司長及部長。
陳太提出的第二個標準﹐即向立法機關負責的原則。這條標準是民主發展的孿生兄弟。過去港督的權力來源是倫敦﹐而今﹐特首在基本法的規定下要向立法機關負責﹐公務員向立法機關負責是合理的。問題是公務員一方面要向立法機關負責﹐同時又要政治問責﹐便很易身陷夾縫。所以﹐我們贊同陳太提出要盡快檢討政制發展的步伐﹐使發展方向盡早明朗﹐免得公務員無所適從。
（二００一年四月二十日）
──明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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