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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當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吸引全世界企業蜂擁而入的同時，大陸的「地方主義」卻又令不少外商不寒而慄，在強調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中，中國大陸各地卻各擁山頭，反其道而行，進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阻礙。中共中央目前雖祭出一系列手段來打擊各地山頭林立的情況，但都流於治標，真正的治本之道恐怕還是要從政治體制的改造上著手。
據工商時報消息﹐促使地方主義在中國大陸抬頭主要有兩個原因，都與發展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是一九八○年代以來中共中央的財政改革，實行「稅政包乾制」，並進一步於一九九四年採行分稅制，賦予地方政府之稅收自主權，還有地方（省、自治區、經濟特區）科技權限，同時也給予地方政府以自行決定投資項目、外貿及自由配置資源使用之權限，再加上鄉鎮企業的興起，使得地方相對於中央的自主權大幅提高。光是在稅收上，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央政府的稅收占大陸總稅收的七○％，地方政府只占三○％，現在則幾乎相反。
據分析﹐第二個原因則是地區的非平衡發展，這肇始於鄧小平所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指導方針，使得另一種地方主義興起，各地區差距不斷擴大，成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特徵。東南沿海地區（例如上海、江蘇、浙江、山東）與南方開放地區（例如廣東、海南），由於經濟連年高速增長，社會富裕程度已達到小康水平，而中西部一些落後地區（例如甘肅、寧夏、青海、貴州）則仍處於經濟落後、低度開發的狀況。
在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下，各地政府為保留更多當地的財政收入，因此莫不大顯神通來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創造了在經濟發展的基本取向下，以地方利益為導向的地方主義，形成一種被大陸學者稱之為「諸侯經濟」的扭曲經濟結構。各地對各自工業進行自我保護和設限措施，以圖利本地人。
地方領導不但以行政措施限制外地產品進入，並且禁止本地出產的重要原料外銷。更糟糕的是，保護主義心態驅使各個地方力求建立自主工業體系，一些低階科技的機械工廠充斥各地方，尤以電視、電冰箱等家電產品為最，每個省都想要創造自己的品牌，產業生產結構的相似性，使大陸地方分權的結果，不是創造多元互補的產業結構，而是資源浪費，惡性競爭及區域對立。
在這樣的過程裡，各地為充飽荷囊，相互競爭，官商利益共生的結構益發穩固，使得北京中央深感憂心，況且地方主義的興盛更與目前世界的經濟全球化、打破一切經濟藩離相互違背，著名的大陸研究學者西格（Gerald Segal）就曾指出，沿海地方主義抬頭及治安惡化，將是中國繼續發展的最大障礙。
這些雜亂無章的山頭林立景象，看在不斷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北京中央政府眼裡，自是引起一陣緊張，故從一九九○年開始的「八五計畫」（第八個五年計畫）起，中共中央就強調「經濟規畫要『全國一盤棋』，不能各省各搞一套」，開始採取一系統措施來破除各地間的經濟障礙。
不久前才公布的「十五計畫」中重申的經濟宏觀調控權及積極財政政策，就是經濟上防止地方主義的主軸，以西部大開發來調和區域對立也是北京下的一帖猛藥。在政治上，北京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其實也含有重振中央權威壓制地方主義意識的意涵。民族主義成為大陸中央與地方間權力消長角逐的籌碼。此外，祭出整黨反腐手段也是北京目前壓制地方勢力抬頭的具體作法，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就利用空降李長春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方式，徹底抑制日漸坐大的廣東勢力。反腐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廈門遠華一案，就將廈門地方勢力大大洗了一次牌，還有製造地方間互相制衡的格局，以及強調省級間幹部的對調，也是防止地方勢力扎根的有效手段。
不過，這些方式終究仍停留於治標而非治本之道，北京中央真正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全國統一市場的前提下，有效地調和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政治體制的改造終將無法避免。對於面臨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把維持高經濟成長率，列為施政首要目標的中共中央來說，如果不儘速尋求把此種有害的地方主義連根刨起之道，眾多吸引外資的美意只怕流為空談，對中國大陸更進一步的經濟成長也會帶來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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