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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4日訊】 不久前《新周刊》“動員”記者兵分三路，在全國走南闖北，涉足了中國主要大中城市，最後對17座城市作了這樣的詮釋：
北京最大氣，“在北京出頭難，因爲人才太多了，個個都是精英，所謂‘居長安大不易’”；
上海最奢華，“如果考慮到中國大部分戲劇藝術都誕生在上海的話，你會意識到這是一種已經養成的傳統，它是由奢侈品、舶來品促成的，跟唐代的長安類似”；
大連最男性化，“當許多城市煞費苦心設計自己的城市標誌物的時候，大連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足球，隨著大大小小的足球在這座城市的廣場、公園被樹起來，這個城市的男子漢的魅力也被張揚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
杭州最女性化，“在心理感覺上，杭州只是一座小城，在這裏至多只會發生一些瓊瑤式的纏綿故事”；
南京最傷感，“雖然南京有了馬達轟鳴的巨型工廠、晝夜繁忙的空港車站、五彩繽紛的街市霓虹、行色匆匆的人流車流，但是留在人們腦海中南京的氣質卻仍是那麽歷史而又感傷的”；
蘇州最精致，“蘇州是一座建築密度很高的城市，但是它的建築物的高度卻可能是全國最低的。因爲蘇州人看重的不是高度而是精致”；
武漢最市民化，“武漢人把那些冒充的、次等的東西叫做水貨，其實從很多方面看，他們是喜歡水貨的。武漢掃不盡的地攤，透露了它的農民色彩，一個區域性的大集市本色”；
成都最悠閒，“在成都人當中很難找到什麽‘工作狂’，他們寧肯少賺錢甚至不賺錢也要玩。如果你一定要他們工作，則他們便很可能把工作也變成了玩”；
重慶最火爆，“重慶人最常吃的一種東西是火鍋，說是‘以毒攻毒’，連毒辣辣的太陽都不怕，重慶人還怕什麽”；
拉薩最神秘，“寺廟在其他城市現在大都成了一種單純的觀光景點，但在拉薩，它們都是藏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神聖而且神秘”；
廣州最說不清，它什麽都有，又什麽都無。孫中山在此風起雲湧；改革開放之初模範帶頭，但往往來勢兇猛，卻虎頭蛇尾，無法成爲城市的樣板；
深圳最有欲望，“深圳人工作得累，也玩得瘋狂。人生何求？深圳人的幸福和快樂一點也不抽象，都是基於實實在在的物質體驗”；
珠海最浪漫，“情人路把珠海這座城市以及它的設計者們那些超越于世俗功利目的之上的浪漫主義氣質表現得淋漓盡致”；
西安最古樸，“西安的歷任幾位市長也有同感：我們建設西安實在不易，周總理曾有過指示，西安只能動一步看一步，看一步動一步，古樸得讓人無從下手去改造”；
廈門最溫馨，“廈門人無論是在建設自己的城市，還是在維護自己的城市時，態度都十分自在、自如、自然，就像是在裝修和打掃自己的小家，這種從容乃至安詳，無疑來自對自己城市的‘家園之感’”；
香港最辛苦，“儘管城市物質給予的滿足十分豐富，但香港人永遠覺得貧乏、欠缺和不安，這注定了你不拿出十二萬分的精力出來拼搏，你就會被這個城市淹沒，你就失去尊嚴”；
臺北最陌生，“臺北，是個處處有活力，處處有怪招，處處有機會與失足，有發財夢與邪惡的陷阱，這裏唯一不變的通則就是變。立足在臺北就像站在一個大漩渦中，什麽都繞著你轉，卻什麽也抓不住”。
這些都是中國的城市，且是666座城中最具性格魅力的城市。那麽，城市究竟表徵著些什麽呢？
城市就像一個人，有自身的形象和內涵。而具有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的城市，無疑是最具吸引力而叫人難忘的。記得一位學者說過，一個城市只有保持它所固有的特色，在歷史和文化的傳統上不斷塑造和美化自己，才會具有真正的魅力。的確有這種情況：通過一條街道和別致的建築物人們往往就能識別一座城市的性格特徵。這不論是珠海的情人路或是大連的足球，都有力地說明了城市的建設要取得成功，城市本身必須
要有特色有個性，或說它必須培養出其獨有的特長。但這種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靠一種歷史的積澱和文化的凝結。只有當人與城市處於一種水乳交融的狀態時，城市的這種個性魅力才得以發揮並且光芒四射。
在這世紀之交，城市的形象策劃已經成爲新時代新城市的發展趨勢。尤其在現今資訊發達到世界被喻爲地球村而各國競爭依然不斷的年代，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城市的形象、城市的個性猶如電腦網頁上的一個子功能、一個識別碼，它必須不斷開發更新，以迎接無可估量的挑戰。
──轉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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