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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9日訊】 如火如荼的八九民運，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甚至也是世界歷史上參與規模最廣泛，參與人數最衆多的一次爭取自由民主的和平運動。當“六四”的槍聲響起，成百上千的民衆倒在血泊之中，那立時激起了世界輿論一邊倒的譴責抗議。這在歷史上也是相當罕見的。
“六四”過去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來，國人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在全球民主大潮的衝擊下，中共專制政權始終處於危機之中。無人懷疑，中國大陸也必將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我們對前途充滿信心。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在中共的持續高壓下，確有不少人從八九的立場後退、動搖，有的甚至轉而向專制靠攏。導致這一暫時現象的原因很多，我這裏只講一個問題。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曾經指出，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有治道而無政道。這就是說，古人只提出過“應該如何統治”的問題，卻沒有提出過“應該由誰來統治”的問題。
所謂應該由誰來統治的問題，換成現代術語，就是指政權的合法性。按照儒家學說，一個好政府應該實行仁政。這話講得不錯，可是，想當統治者的人成千上萬，個個都聲稱自己上臺後一定行仁政，讓人民過上好日子，那麽，到底應該由誰上臺執政才合適呢?很可惜，古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給出自己的原則。在現實中，這就很容易導致各派政治力量你打我殺，不擇手段地爭奪最高權力，成則爲王敗則爲寇。
衆所周知，在中國，連“君權神授”的觀念都很淡薄。誠然，每朝每代的統治者無不宣稱自己的權力來自天意，因此神聖不可侵犯；可是，“天意從來高難問”，任何造反者都可以打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一類旗號實行武力奪權。只要成功了，就是“天命所歸”了。的確，古人很講忠誠，講氣節。所謂“忠誠”，當它落實爲一種形式化的規定時，就是“不仕二姓”–和女人的貞節就是“從一而終”相對應。然而，對於一個有過多達二十四史，也就是改朝換代不絕於書的國家來說，“不仕二姓”的原則雖然在口頭上一直備受尊崇，但在現實中卻屢遭捉弄，早就被視爲迂腐，並沒有多少人把它還當真。久而久之，這就使得不少中國人在政治上變得缺少原則，缺少操守，更有甚者，有奶便是娘，人盡可夫。
例如明清之際，頭幾年國人還同仇敵愾，浴血抗爭，沒多久大家便齊呼萬歲，開口“我朝”閉口“大清”了。就連那個當初靠著“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血腥手段強加給漢人頭上的大辮子，時間長了，竟被漢人視爲自家國粹。至於當初那些出於忠誠，出於自尊，出於高傲，或者僅僅是出於美感而拒絕剃頭的人，他們滾滾落地的人頭，如果死後有知，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心理學家早就發現，在許多被壓迫者那裏會有一種和壓迫者認同的心理傾向。壓迫令人深感屈辱，擺脫屈辱感的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忘記屈辱，把屈辱不再當做屈辱。這並不象乍一看去的那麽困難。被強姦當然是痛苦的，但如果你把它當成做愛，那感覺不就好得多了嗎?既然強姦和做愛在生理上很接近，唯一的差異是在心理上，在意願上，如果你自覺地調整了心態，變抵抗爲順從，甚至變厭惡爲迎合，兩者不就差不多了嗎?於是，強姦一次是強姦，強姦兩次就成了夫妻。只要人們普遍地缺乏合法性的觀念，他們就不難從屈服於高壓轉而認同於強權。魯迅感歎國人缺少韌性的抵抗，這至少是部分原因。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一個專制政權治理得還不錯(真是不錯嗎?)，我們爲什麽還要堅持抵抗呢?問題是，治道的問題不能取代政道的問題，政績不能取代合法性。如果你當初是被強暴成親，爾後發現對方還真的不錯，那麽，你就更應該向對方索回自主的權利:我可以自主地選擇你，但前提是，我必須要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我必須要擁有我自己。
八九民運是爲了爭取自由民主。所謂自由，就是堅持個人基本權利，它涉及的是“政府應該統治到什麽程度”。所謂民主，它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應該由誰來統治”。政府必須建立在民意之上，只有通過選舉得到人民同意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八九民運的巨大規模表明，本來大家都是具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但這種理念在不少人那裏還很不明確，很不堅定，因此在持續的高壓下容易動搖，容易放棄。只有進一步強化權利意識，堅定民主理念，中國民運才可能獲得再出發的強勁動力。
──原載《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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