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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8日訊】 今年，二零零一年，是中囯共產黨用武裝革命的手段，推翻中華民國政府，接過蘇聯送來的馬列主義，在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的五十年。近兩年來，中共對海外中國人和臺灣中華民國各界各業人士著力宣傳“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說到底，就是要愛中囯共產黨和它所建立的“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臺灣歸順中國，五月六日，余英時教授在美國《世界日報》上指出：現在臺灣有一個危機，不能認清大陸中共政權的本質，一些以前最反共的人，現在卻成爲最討好共產黨政權的人。
所以，我謂現在人們不能不問一問，中囯共產黨建黨之初是以奉行“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爲宗旨的嗎？
不，歷史老人記錄在案：一九二一年在蘇聯列寧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培育下，李達、張國燾、毛澤東、陳潭秋、陳獨秀（包惠僧代）在上海建立起中囯共產黨。共產國際派出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指導了會議。會議不但規定要“採用無産隊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而且還要“聯合第三國際”，即列寧領導下的共産主義國際革命最高組織（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囯共產黨七十年》）。這真是外國勢力的“國際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愛國主義！
十年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我東三省。十一月，中共在蘇聯的共產國際指導下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日本侵佔東北是“向反蘇戰爭又前進了一步”，因此，中共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便提出“要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宣言又號召“反對日本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見上引同書）。原來爲了“武裝保衛蘇聯”才“反對日本侵略”的，但最後還是落實到“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上！同室操戈，多狠！而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多馴服，對日本帝國主義多厚道！
請看：中共這個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對待內外三件大事中，“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又有多少？
十八年後，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在大軍渡過長江之後，全國勝利大局在望之時，毛澤東便宣告，即將在全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他在發表這個“宣告”的文章中開宗明義便說：“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他們給了我們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同一“宣告”中毛澤東又寫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其實，槍彈武器也是有的，不過對人民最兇殘、最厲害的還是馬列主義這個武器，它像達摩克利斯劍懸在人民頭上！
再請看：中共用外國送來的武器打內戰，奪天下，再下了結論——“走俄國人的路”！走俄國人的路？不走中國人的路！那還要中國嗎？還有中國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又在哪里呢？
而五十年來，直到今天，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全體中國人頭上還是高壓著“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囯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說，還是走俄國人的老路，還是用“外國主義”代替“愛國主義”；用“階級鬥爭”來鎮壓“民族主義”。這教今天民主臺灣的人民怎能接受中共的“統一”？
事實擺明：中共走俄國人的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一黨獨裁統治五十二年，就是反對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五十二年，就是鎮壓知識份子和自由人士的五十二年。
但在中共未奪得政權之前，爲了分化、削弱、孤立國民黨高層領袖，毛澤東對抱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採取了“禮賢下士”，竭盡其統戰伎倆和欺騙手段。當一旦勝券在握，便立即變臉。有一件事我至今難忘。一九四八年我在香港中共南方局領導下，參與對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八個民主黨派的統戰工作。一九四八年秋冬間，南方局把李齊深、沈鈞儒、郭沫若、譚平山、千家駒等民主人士分批護送往北京附近的毛澤東駐處的西柏坡。毛接見他們時，開場白便講出這樣一番話：“啊哈！座上有好多位大知識份子，久負盛名的教授、學者，真好啊！我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幹管理員出身的，今天你們都上了我的賊船了啊，哈哈！”
千家駒老哥後來在告訴我這個故事時，便曾正確地指出：毛澤東心中既向往又自視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所以對知識份子既蔑視又敵視。秦始皇曾“焚書坑儒”；唐太宗喜稱“天下英雄盡入吾殼中”。毛澤東則笑謂“你們都上了我的賊船”。這全是帝王心態，知識份子的生死全在他喜怒之間。
第二年，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解放軍渡過長江，已成席捲江南之勢。八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題爲“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無可奈何地承認中共在大陸上的軍事勝利，但仍然表示相信：“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爲都應得到我們的鼓勵。”艾奇遜所講的“外國羈絆”是指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勢力。
艾奇遜這幾句話確實說中毛澤東心中的恐懼。他爲此一連寫了《爲什麽要討論白皮書》等五篇文章，警告中國的知識份子、 個人民主主義者對美國帝國主義放棄幻想，劃清界限。他甚至心懷叵測地說：“帝國主義爲了侵略的必要”，“給中國人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這就是把當時中國數百萬民主的新型的知識份子都列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五縱隊了。毛澤東在其詳白皮書的文章中還直稱他們爲“思想糊塗的知識份子”。
稍後，大概一九五零年初，我還聽過有關毛澤東在內部一次談話中，講到知識份子時說過這樣一些驚人之言：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外乎兩類；一類是讀書越多越糊塗；一類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毛澤東的解釋：
第一類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談的是孔孟之道，資治通鑒之類的書，所以談得越多越糊塗了。第二類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接受了個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動。
毛澤東還說，中國老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說的是兩千年來，封建帝國閉關自守時代的事。現在不同了，海禁大開，有了艾奇遜所說的“外國羈絆”。孫中山這位大秀才不是先在香港，後到日本，再去美國，接受了“外國羈絆”，武昌起義？那個辛亥革命就一舉推翻了滿清王朝帝國。我們共產黨也不是秀才造反？有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外國羈絆”，不也推翻了有“美國羈絆”的國民黨反動派了？所以，對現在我國土地上的知識份子，我們共產黨可要感謝艾奇遜給我們的教誡啊，必須記得，秀才們雖然上了我們的賊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須慎加留意，小心爲上。
今天，重溫毛澤東內心對知識份子的論斷，對現在臺灣、香港和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也大有益處。因爲由此可見，毛澤東在其革命勝利之初，便充分泄露了他對中國知識份子的蔑視、敵視和恐懼。所以，在其席捲全大陸，建立起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從一九五零年起，便把殘酷的階級鬥爭從軍事戰場上轉向思想、文化、政治、經濟領域。毛澤東的中央領導集團統治中國五十多年來，爲了扼殺民主自由、鎮壓知識份子，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鬥爭，直至今天，尚未有已時。對“八九”民運施之以“六四”大屠殺，對“法輪功”諡之於“邪教”在全國範圍內鎮壓之！
在這個革命目的指導下，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國後到一九五九年這十年內進行了三次對知識份子的階級鬥爭運動。一九五零年七月發動了第一個運動，名叫“鎮壓反革命”。其主要物件是原國民黨上至中央，下至全國各地方政府留下來的黨政公教人員。他們之所以留任不走原是接受中共的號召。一九四九年初中共眼看內戰全局勝利在望，便呼籲國民黨各地方政府內黨政公教人員留守原崗位，等候解放軍接管，並可繼續工作下去，以維持社會治安和民生安定。
其時全國各地大概有幾十萬國民黨的軍、政、經、公教人員留下來工作。但到一九五零年七月，中共眼見建政快近一年之際，大局已經穩定，便把上述國民黨留任人員稱爲“國民黨殘餘勢力”、“反革命分子”。於是發動了一個“鎮壓反革命運動”，把這些留任的國民黨公教人員殺的殺、抓的抓，大部份都分批分地送往農村從事體力勞動，實施勞動改造、勞動懲罰。因爲他們都是中産和高級知識份子，必須加以鎮壓。
第二個運動是在一九五六年，用社會主義去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運動，即把私營工商業變成國有企業。像用國民黨政府的留守人員一樣，那些私營工商業者也是應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提出的要求留下來“繼續生産，繼續營業”的，但到一九五六年底，中共眼看生産上升、政權穩固，即宣佈對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把資本家，除極少數國內外有名的大資本家外，都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實際上是不許思想，不許亂說亂動的家畜。
這是中共消滅國內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又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全國也有百萬以上資本主義私有工商業主及其經營管理人員被下放到工廠學工，到商店售貨，見了工人和職員像見了主人或上司了，帶著罪人的精神鐐鎖活在世上。他們都是現代商業的經營者和管理者，也就是工商界知識份子，但也必須加以鎮壓。
第三個運動叫做“反右派運動”，那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親自發動的一場“全國性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倡狂進攻的鬥爭”。
這個運動肇因於前兩個運動受到了北京在野的八個民主黨派如沈鈞儒的中國民主同盟、宋慶齡和李濟深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及中國工農民主黨……等等在私下議論和質疑。他們認爲中共對國民黨政府內的留任人員不到一年之內就作爲“國民黨殘餘反革命勢力”看待而加以清除，這個是錯誤的。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改造，從經濟發展因而放緩的清況來看，是過早的、失敗的。此外，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包括黨內的知識幹部，也對中共高層不講民主自由，多有異議。
毛澤東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宣佈歡迎黨內外人士公開向中共提出批評建議。用他的話來說叫做來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實是毛澤東一個大陰謀，他誘導他們公開站出來，放開喉嚨“大喊大叫”的批評中共，然後就在短短兩個月便指稱，現在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中共中央遂即宣佈展開一個“大規模反資產階級右派”的大批判鬥爭。毛澤東從來承認是“陽謀”，而不是“陰謀”，叫做“引蛇出洞”，圍而打之。這個反右派鬥爭延續到一九五八年夏，達一年之久，始告結束。全國政黨人士和文化藝術、理論學術界人士，被劃爲“資產階級反革命右派”者達六十多萬人，全屬知識份子。這是毛澤東在一次最高國事會議上宣佈的。其中除了知名人士如章伯鈞、羅隆基、沈志遠、費孝通、錢偉長、章乃器、龍雲、陳銘樞、黃紹羧……等人之外，都下放到農村、工廠、基層、街道接受勞動改造去了。牽連到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親友達數百萬人。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第一次浩劫。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比中國古代秦始皇焚書坑儒四百六十人多過一百倍！
在此期間，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老太太，其時她在北京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譽主席，她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她眼見“民革中央”第八個民主黨派領導人受如此大規模群衆性的淩辱、拷打、虐殺與鎮壓，於心實在難忍哀痛，她請周恩來總理到她寓所談話，她對周含淚道：我“民革中央”的各位領導人實在受不了如此奇恥大辱，肉體之痛猶可咬實牙根，但精神之痛，靈魂之痛，如何爲人？怪不得許多位老人、同志都想回臺灣去了！這般，那怎麽行，怎麽好？我請您反映給潤之（毛澤東之號）先生聽一聽。請他出面，親自同大家談談說說，解釋一下，安慰一下，那時大家頭上烏雲散去，便是一片青天了。
周恩來仔細聽完，誠懇點頭，答應一定向毛主席去彙報。告辭孫夫人，周即往中南海去見毛澤東。他向毛澤東照本直奏之後，還表達了他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周認爲，民主黨派領導人士同共產黨領導國事的方針政策上的矛盾和異見仍然是我們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和分歧，經過我們黨和群衆對他們進行一個時期的批評和教育之後，還是可以也應該很快團結起來，鞏固和發展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統一戰線……。
誰知道毛澤東不待周恩來講完，便說出這樣幾句話來：我們當然感謝他們各民主黨派在一九四八年初，眼看國民黨蔣委員長兵敗如山倒時，便毅然棄南京來同我們共舉大事。當年我們也是舉手歡迎，掬誠相見，合作建國。我們這幾年染上了一點官僚主義，我亦有之。這一回我們搞大鳴大放，請他們批評幫助我們。好，他們說，官僚主義不在一般幹部的問題上，不是小和尚，而是大和尚身上。今後應該是政黨輪流做罷了。恩來，這話不是要我們黨下臺，要你我讓位給他們了？這不是要搞革命奪權了？
毛澤東最後說：好，如果他們要回臺灣去，回到他們的蔣委員長、蔣介石總統身邊去，我們可以敞開中堂大門歡送。如果我們尊敬的孫夫人宋老太太亦有此意，我們也決不會勉強挽留！
周恩來聽毛這席話，心中明白毛同時有責備他袒護民主黨派右派“錯誤”之意，批評他對民主黨派右派的反動思想不加批判反擊。這是周恩來在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發動“反右鬥爭”運動中，受到毛最嚴重的一次批評。但是周恩來經慎重考慮毛這席話對黨與“統一戰線”的團結前途的利害關係，他決定不將毛的話去傳達給孫夫人宋慶齡老太太。
這一回的毛周關於對待孫夫人和國民黨革委會領導人的談話，後來毛大概也自覺一時衝動，大失分寸。隔日見周時，只問一句話：見過老太太了嗎？周說：啊，還沒有。毛說，好吧。但從此便不再問起。
這個中共高層內幕是一九七八年周、毛相繼去世，“十年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後的第二年，亦即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後二十年，我去北京談論如何恢復並發展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以及如何重新開展對台的“統戰關係”……等等問題時，一位中共資深黨員從一九二六年起便一直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的老幹部談到對台統戰工作時，單獨同我談起的經驗教訓。這位老幹部還說：總理當時只同我和一位有關重要人士談過，你現在聽在耳裏，要守口如瓶。只放在自己的心上，引以爲訓，去做好工作便是。
此事已過去近四十五年，存在我心上也已二十三年。在北京的民主黨派第一代、第二代都已去世，第三代中人例如今年四月底訪美的國民黨革委會副主席李憨騮先生他對臺灣問題就敢於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說：要解決臺灣問題，首先大陸要建設好。臺灣人民是我們的同胞，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在強大的壓力下解決臺灣問題不一定有效……反而引起臺灣同胞的反感。這是值得深思的。現在，經我回憶和深思之後，我以爲如果當年毛澤東那席話付諸實施，則北京已沒有今天這八個民主黨派，也沒有民革李憨騮副主席其人。那樣，今天中共還能對台談什麽“統一戰線”，談什麽“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今天，我讀《世界日報》（五月六日）記者訪問余英時教授那個談話，下決心發表毛、周、宋之間那一席談話，我看對北京和臺灣政治人士都大有參考的價值。
到一九七八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共才承認“反右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把一切愛國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爲‘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這時才算平反，但已是二十年後的事了。中國是個文化教育不發達的國家，知識份子稀有，中共實行一黨專政，年年月月搞階級鬥爭，勞動改造知識份子的腦子，給中國造成的損失多大啊！
順便一提，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任總理朱熔基在一九五七年中共的“反右派鬥爭”就被打成右派的一員，下放勞動到工廠。到一九七八年，即二十年後才平反，複出工作。所以他今天對北京鎮壓民主黨人士和法輪功信衆這等大事，發言甚少。看來，他與中央高層江澤民、李鵬等人大有分歧，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再說中共在五十年代進行了這三場鎮壓，包括政治、工商、思想界的廣大知識份子運動之後，毛澤東一方面自以爲是馬列共産主義在意識形成戰線上一大勝利；但另一方面又認爲，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當前的社會矛盾還是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抑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矛盾。所以，他繼續在黨內發動“反右傾”運動，批評了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看不到無產階級勞動者能創造新世界的力量。隨即發動了工農業生産大躍進，提出鋼鐵要在五年內從七百萬噸達到四千萬噸，七、八年內就能趕英美兩國。糧食則要從畝産三四百斤提升到千斤和雙千斤。
因此，在毛澤東這個指示下，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中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是：提前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爲在十年內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打下基礎。”所謂在“十年內”，就是指一九六八年。這簡直是荒天下之大唐的思想和計劃。
到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便又作出“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說：“建立公社是爲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爲了過渡到共産主義積極做好準備。”決議還作出了這樣的結論：“看來，共産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出一條過渡到共産主義的具體途徑。”一句話，就是要在他們去世之日，親自實現共産主義了。
請看，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囯共產黨竟然認爲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實現共産主義。而其途徑竟然是農村裏的所謂“人民公社”。換言之，是以文盲、半文盲的中國農民用體力勞動去實現農村共産主義。試問，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囯共產黨懂得什麽共産主義？他們給人民公社提出一個口號：實行共産主義，“吃飯不要錢”。他們竟然要把“吃飯不要錢”的共産主義推行到全世界。然而，中共的人民公社、生産大躍進搞了三年，人民餓死三千萬。這是中國史上和世界史上所未見的人類大災殃。如果讓毛澤東和中共的共産主義理想實現，豈不是世界末日到了？但當年毛澤東確有把他的共産主義革命推向全世界的雄心大志。今日中共高層也還沒有抛棄這個夢想。
這個人民公社和生産大躍進運動又告訴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毛澤東和中共否定知識份子和腦力勞動才能創造新世界這個真理。例如，江澤民一九九三年在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上的結論，還是：“共産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取代資本主義。”我不知在臺灣和在美國的青年朋友聽了，是好笑還是憐憫。
從以上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這三年，用體力勞動去建設共産主義的革命運動失敗之後，毛澤東並不甘心。他始終堅信，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給中國的思想影響和中國文化知識傳統力量是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大敵。要推進中國共産主義的勝利，必須首先在中國境內消滅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
由此，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又發動了一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那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反人類、反文明、反科學、反知識的狂飈運動。因此，也是一個壓迫和消滅全中國和中共黨內外被毛澤東認爲資產階級代表和思想的一切知識份子的罪惡運動。
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達十年之久。在全國範圍內，從中共中央委員會各部和中央政府各部，到地方各省市黨委員會和政府各部，其絕大部份官員和知識份子幹部，以至全國各大專學院教授和中小學教師，統統都被放逐到農村山村，從事各種體力勞動，接受毛澤東的“勞動改造”，其人數在一千萬人以上。
順便一提，今天在美國和臺灣政界人士很受注意的汪道涵老先生，中國海協會會長，當年也被放逐到河南省公安部門的一個原罪犯的勞改場，管養耕牛二十多頭。在國民黨執政時代，他因“政治犯”坐過國民黨的牢。所以，他曾歎息說：“我們共產黨這一套比國民黨還厲害！”
再說，總數在一千多萬的官員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以及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和初高中學生加在一起，也統統放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一九六八年開始，持續到一九七八年，這十年中，上山下鄉接受勞動改造的學生總數達一千六百二十三萬餘人。其人數相當於一九七八年的中華民國的臺灣的總人口。在亞洲，在南美洲，在歐洲，都算得上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然而，那一千六百多萬中國青年學生在山上鄉下的農村裏沒有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腦子一片空虛，像牛馬豬羊一樣地活著。這是個什麽世界？
上述兩個方面的數位合計，在毛澤東這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受批判鬥爭，受折磨懲罰，以至不幸死亡的中共黨內外的知識份子，及其受株連的家屬親友在內，據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估計，當在一億人以上。中共自己有個統計，“十年文革”中僅僅非自然死亡的人數是兩千萬人。想一想，這是一場怎麽樣可怕的革命！共産主義革命下的中國是個什麽樣的悲慘世界！
那麽，毛澤東這一幫共產黨人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麽呢？他的根本目標恰恰正是這樣兩個方面。第一是在中國，要徹底消滅在大陸上存在著的廣大知識份子腦中的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和私有經濟制度的思想。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要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內的領導權。要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除這些人！”
第二是要把中國建設成世界共産主義革命的基地和燈塔，取代已經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傾向西方資本主義的赫魯雪夫的蘇聯，肩負起把共産主義革命推向西方，推向全世界的任務。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個革命（指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階段（即從社會主義階段走上共産主義階段），在國際共産主義革命運動的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年，我們在黨內學習毛主席這個指示時，就被上級領導人明確地告知：毛主席這句話就是指我們中囯共產黨將開始推動和輸出共産主義革命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全世界。
朋友們，幸而毛澤東這場共産主義革命在一九七六年徹底失敗，中國社會經濟陷入全面崩潰的邊緣，毛澤東於當年九月流著眼淚去見馬克思去了。中國人民起來迫使毛的繼承人，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等，不能不按人民的要求實行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才從經濟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然而，這是人民的功勞！而不是什麽“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偉大理論”。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狀況有了改善和發展，這是事實，應該歡迎。但也只有經濟體制和結構有了一些改革。最重大的變化是在毛澤東死後，七億農民自己起來，推翻了毛澤東的共産主義人民公社，擺脫了莊園奴隸的身份，重新取得了自由耕作的土地。然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工商業經濟到現在還是沒有改變其作爲國家經濟的主體的地位，實際上仍然都是黨有企業，都是黨員貪污的溫床。所以，國家貼補國企虧本額每年需要人民幣數千億元等。而國企工人失業者現在已達兩千五百萬左右。今天中國大城市的繁榮主要靠香港、臺灣和美日等國的貿易和投資。而在大小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人民貧富的兩極分化已越來越懸殊。這個經濟形勢醞釀著極大的經濟危機，而這個危機包含著黨、政兩大勢力內的權力矛盾與鬥爭。鄧小平給軍隊下了一個“可以經商”的通行證之後，引出了一個軍隊自籌軍備經費之不足的新糾紛。所以，如果上述經濟危機爆發，黨、政、軍都將捲入。而工農群衆起而暴動，造反將遍及全國。
中國的經濟形勢如此，政治局面更加嚴重。鄧小平從八十年代初掌握大權之後，他不能不同意黨內改革派和廣大人民提出經濟改革的需要，以求鞏固中共統治中國的局面。但他爲了永保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天下，又堅決反對實行政治改革。他斷言西方的政黨政治和美國的“三權分立”都不適用於中國。他肯定中共的社會主義民主遠爲優良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他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反對自由和人權，並以之警誡和壓制知識份子的民主自由。
請看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重掌大權後，一九七九年便提出要堅持馬列主義原教義中最僵化的四項原則（見上文）。實質是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權的四項原則。隨之，他便下令封閉北京“西單民主廣場”，逮捕了魏京生等數十名民主戰士。把毛澤東死後，江青等“四人幫”垮臺後，發生在北京的民主自由運動壓下去。隨後，一九八五年和八六年那兩年裏，安徽、上海、浙江、武漢、四川、北京等地的大學學生民主自由運動此落彼起，都被鄧小平下令壓了下去。他懷疑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縱容和鼓勵，因此，在一九八七年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強加於胡耀邦頭上，把他拉下馬來。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學生和市民追悼胡耀邦，起而遊行示威，反對鄧小平的獨裁專制，要求民主自由，根除貪污腐化。鄧小平聽取李鵬的報告，稱之爲“反革命動亂”，決定用軍事鎮壓。趙紫陽以中共總書記的地位反對軍事鎮壓，鄧小平便又將他撤職，並以“支援動亂，分裂黨中央”的罪名加之於趙紫陽頭上。半個月之後，即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鄧指令三十萬大軍用坦克屠殺在北京天安門絕食要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
由此可見，中共第二代獨裁者鄧小平，他完全繼承毛澤東的政策，繼續反對自由、民主，他比毛澤東更無人性，且敢悍然用軍隊鎮壓知識份子。其瘋狂殘暴，中國歷史上的暴君中所未見。
現在是江澤民第三代掌權了，其反對自由、民主、鎮壓知識份子的立場一成不變。江是從反對“八九”學生民運登臺的。當年他在上海，是他首先封停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爲該報刊載了北京學者、教授舉行座談會悼念胡耀邦、批評鄧小平迫害胡耀邦的新聞，江澤民便即動手將該報總編輯，我的朋友欽本立，撤職審查。鄧小平對江大爲欣賞，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傳旨把江澤民調上中央，接任趙紫陽總書記之職。所以，“六四”大屠殺事件，江難免聽鄧之命，成爲參與決策運作者之一。
江澤民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取代趙紫陽而出任中共總書記之職後，在黨內外一方面支援李鵬的“治理整頓”、“暫停改革”的決定；另一方面在黨內外高唱鄧小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讚歌，清洗胡、趙兩位改革派在中央和各省的重要幹部；同時整頓各大學，加強批判和控制大學教師和學生的自由民主思想，並繼續搜查追捕、審查“六四”事件後逃逸的學生、教師和黨政機關幹部，目的是要徹底消滅自由民主的思想種子。
我們看到，近幾年來，大陸上又湧現了知識份子組党的活動高潮。從北京到全國各省市已有近二十個省市的知識份子和工人成立了“民主黨”籌備小組，並公開向省市政府申請登記。但江澤民政權則一律誣之爲“意圖顛覆政府的非法組織活動”，因此而遭逮捕、判刑、勞改者已達千人之數。這又證明今之中共專政集團仍然是自由民主之死敵。
更令人駭異的是從去年六月中起，江澤民下令全面鎮壓大陸爲數達五、六千萬之衆的法輪功信徒。定他們爲“邪教”信徒，禁止他們練功，通令他們解散。一九九九年在北京長安街一帶，一夜之間逮捕兩千五百名信徒。全國各地監獄已滿。江澤民最近又在中央政治局會上聲稱：“對法輪功邪教的鬥爭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一場鬥爭。”請看，中共政權對宗教信仰自由已到怕得要死的程度。這個政權還能在中國人中，在人類中，生存多久？這個政權還算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權嗎？五、六千萬法輪功信徒不是中華民族之人嗎？
江澤民八九年（“六四”）事件掌權後，在對外政策上即強調“反對美國霸權主義”，進一步，甚至對美國支援臺灣人民的自由民主事業，強加以“干涉中國內政”的罪名。例如一九九六年中華民國在臺灣實行總統全民大選，江澤民竟誣指民選總統就是“走台獨道路”，便對台發動了飛彈爲先導的軍事演習。經克林頓總統派遣兩支航母艦隊到臺灣監視，江澤民才知難收兵。可見江澤民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自由民主事業之發展是何等的恐懼，何等的仇視！
最近一個最最嚴重而有指標意義的事件，即中共政權對所謂“兩國論”的瘋狂強烈的反應震動了世界。這又是共産主義的專政權力欲望同現代世界自由民主思想的一個重大衝突。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李登輝總統所講的不是“兩個外國”之間的“兩國論”。他在回答西德記者關於台海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叛離的省份”這個問題時，其答覆的原意是臺灣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是一個國家；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大陸實施著合法有效的管轄。所以兩岸的關係是兩個國家間的關係，至少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所謂“特殊”即是兩國同爲“中華”大地上的國家，而非兩個外國。在我看來，“兩國論”之前應加兩個字：“中華兩國論”，也許更符合中國歷史的、現實存在的事實和本質意義。
“中華兩國”，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兩字爲首，則兩者之間的關係便是既同在中華大地上的兩個對等的國家，但兩者之間又是一種互不相屬的國家關係。因此，“中華兩國”必須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政治談判，最終遵循和平民主的途徑達到統一中國的目的。這是李登輝總統講話的原意和主旨，提出了平等處理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中國的歷史基礎和政治原則。這製造了什麽麻煩？
在大陸上自命“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江澤民所代表的政權恰恰害怕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由人民選舉産生的政府和領導人那種真正的代表“人民共和”的民主政體。因此，當然害怕同中華民國在對等的地位上進行政治談判，最終遵循和平民主的途徑達到統一中國的目的。他們誣指李登輝志在分裂中國的“兩國論”、“台獨論”，對臺灣掀起一場空前的“文批武嚇”的險惡風雲。並且一再揚言要用武力粉碎中華民國政權，解決所謂“臺灣問題”。這才是最大的麻煩製造者！江澤民前年秋甚至在北戴河會議上宣稱：“在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時還必須做好同美國一戰的準備！”“因此，要做好打一場高科技海空戰爭的準備！”由此，中美之間，戰略夥伴關係早在兩年前江澤民宣稱“要同美國打一仗高科技海空戰爭的準備”，以解決臺灣問題時，已經一變而爲“戰略敵對關係”。去年，美國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布希說：“美中是戰略對手”，實是江澤民之言！
現在，世界人士大概都可以自己得出一個結論：中共獨裁政權在中國大陸上建國之日起，直到今日，是反對自由民主的五十年，是鎮壓知識份子的五十年。但它失敗、孤立、再失敗、再孤立。直至今日，它又面臨著三大挑戰。一個是中國大陸上廣大人民要自由民主的挑戰；一個是臺灣自由民主力量和事業不斷前進的挑戰；再一個是亞太兩岸地區的自由民主力量的無比強大和對臺灣自由民主事業的積極支援這個最大的挑戰。那麽，中共這個政權還有能力、有信心和有決心動用武力摧毀臺灣，並且還準備同美國決一死戰嗎？我想，我不必提出我的答案，讀者們都會有自己的答案。歷史會作出最後的結論！至於有朋友問我，那麽，美國和臺灣政界人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採取什麽政策，要警惕和準備接受什麽後果呢？我想，我只能論述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年的概況，至於要講美國政府和臺灣政界人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採取什麽樣的政策較宜，那就只能留待美國和臺灣當政者去考慮的事。我希望如果我的論述對他們有一點參考價值的話，則將是我最大的樂意。最後，我再引余英時教授的話：歐洲共産主義已經破産，成爲歷史。亞洲共産專制政權卻反而更強大？但它們終必崩潰，現在是老虎死亡前夕，但也是最凶的時刻。如此而已。
──原載《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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