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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羅伯特·吉爾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一書中認爲，所謂國際規制是指國際社會爲穩定國際秩序、促進共同發展或提高交往效率等目的對國家間行爲所制定的規範和對國家間關係的規制性安排。
對國際規制的形成發展的認識有三種途徑：1，新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認爲權力或者國家實力對於規制安排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論；2，新自由主義的功能主義，通過引入經濟學的交易成本、收益等來分析國際規制； 3，社會建構主義，也即把國際規制的形成當作社會認知的過程。
所謂國際規制的挑戰者還是維護者論爭，說到底，就是不同國家在現有國際規制之下的互動情況。其理論基礎分別是：1，霸權穩定和均勢理論；2；民主和平論，即認爲民主國家無戰爭，而權威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容易發生戰爭。
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地區安全、文化等方面日益強大的影響力，中國已經成爲亞太地區的主要支柱。後冷戰時期的到來，並沒有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反而相對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當然，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在綜合國力上與世界性大國相比仍稍遜一籌，同時也由於中國目前的重點是國內的經濟建設，因此，當前中國的國際影響主要還是作用於亞太地區，筆者認爲中國可以界定爲一個正在向全球性大國過渡的地區性大國。
現行國際規制的許多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二戰後美國倡導建立的。如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七國首腦會議和北約組織等原屬西方體系的規則不斷在世界範圍擴展。這些國際規制基本上是位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益服務的，
在經濟性的國際規制中，如IMF，投票權是根據百分比計算的，美國有超過28%的投票率（也就是重大問題具有決定權）而中國不到2%。這些經濟類的國際規制很少有真正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如言不信，可以參見一下IMF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表現。
在國際安全規制中，如北約、以及亞太地區的美日安保條約等不但服務於某些超級大國的戰略意圖，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針對某些潛在敵人如中國。而1996年經過修改後的美日安保條約，在這個國際規制中，世界頭號、二號軍費大國聯手對付的所謂周邊事態、所謂亞洲潛在敵人，難道會是越南、緬甸、老撾嗎？
目前的國際規制大部分是不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的。中國做國際規制的挑戰者又如何？筆者認爲中國是一個正在興起的發展中大國，實力增強後，勢必要改變現存的國際規制，不會遵守西方主導建立的、少數國家獲益得國際規範，而美國是一個維護國際現狀的大國，因此無論中國內部發生何種變化，兩國在利益和國際地位上的角逐都不會改變。一個強大的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對美國形成挑戰。
《大國的興衰》在解釋“爲什麽真正的霸權挑戰者從未成功過”，時認爲，霸權挑戰者和秩序維護者爭奪，過多的耗盡了本國的資源，終於失敗。因此問題不是霸權挑戰者一定失敗，而是採取什麽策略來避免資源的耗竭並達到改變國際規制維護本國利益的目的。
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認爲中國對於現有國際規制有三種選擇：1、當中國在經濟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是自信的，但同時中國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全球體系之外時，中國會決心對居於統治地位的三方世界不只是在理論上明確提出挑戰，而且中國會與伊朗和俄羅斯聯合起來組成反對現行國際規制的聯盟實行“商業共産主義”政策，有意識扮演世界窮國領袖的角色，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爲首的捍衛國際規制現狀的聯盟相對抗。2、中國把經濟實力變成政治軍事力量，執意在亞洲繁榮地區擴大影響，設法確立自己遠東主要大國的地位並對區域性穩定提出嚴重挑戰。向日本的政治權勢提出挑戰，3、中國融入現有國際規制中，決定成爲現行全球社會體制的一部分。
周恩來、鄧小平等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中國已經對是否加入國際規制的問題作出了選擇，加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規制，不僅僅是國內政治經濟的強烈需要，它更反映出中國融入國際規制、成爲國際社會中一員的歷史使命，從18世紀同治中興到現在，幾經曲折，歷史又回到了它的出發點。筆者認爲，布熱津斯基的三種選擇中國目前都在嘗試，或者說，中國對於目前國際規制的手段具有以上三種選擇的所有特徵。
筆者認爲，目前中國應該有區分對待國際規制，並盡力將其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變。
一是對符合國家發展戰略需要的國際規制，我們要爭取加入，已經加入的，我們要使之朝更民主、平等、開放的方向轉變；二對起作用職能以及未來發展方向較爲模糊的國際規制，能利用的就利用、不能利用的不妨觀望。例如對於一些全球環境合作規制、中國現在採取的措施一般是只享受好處、儘量不履行義務，如CDM等溫室氣體降排國際規制；三是危害國家安全、利益的國際規制，中國只有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挑戰它，盡可能地使它造成的危害最小化，如北約東擴、地區導彈防禦系統等（TMD）。(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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