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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日訊】 “六四“將至，在網上看到鄭義先生的《未完成的懺悔》和鮑戈寫的 《”血的教訓”在哪里》，心生某種同感， 也想寫幾句紀念這個難忘的日子。
鄭異先生的文章提及：十二年前，在那場偉大的運動中被分別判處無期、20年及16年徒刑的三位湖南瀏陽人是學生糾察隊親自將他們送警察的。有報道說，三人中被判最重的喻東嶽在牢獄中遭受種種非人待遇，被折磨得精神失常，骨瘦如柴。我想，當時學生此舉，意在襯托那場運動中的”理性”與”非理性”之別。
八九年前，北京有兩個很有名氣的組織化團體。一個是官辦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這個所玩的路徑是體制內改革法，就象當年康有爲、梁啓超等人圍著光緒皇帝搞改革一樣，所的頭是現在在美國流亡的陳一咨先生。另外一個名氣很大的團體是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簡稱社經所），他們走的是建立體制外思想庫的路子，領頭的是陳子明、王軍濤，這兩個人現今一個在國內保外就醫，一個在海外流亡念書。按理說，陳一咨先生領導的體改所幹的是與共產黨”與虎謀皮”的生意，陳子明、王軍濤牽頭的社經所作的是與共產黨這頭獅子謀皮的買賣，他們實際上都在一條道上跑。可那時，這北京城少有的兩股力幾乎擰不到一股繩上去。據說，體改所有內部規定，不要跟社經所的人接觸，以免壞了走體制內改革路徑的大業。但後來所事情很滑稽：體制所和北京社經所都在1989年被連根拔掉，體制所和社經所的人或者失業、或者進秦城監獄或者到海外流亡。
人們每年都在反思”六四”，我覺得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幾乎沒有人不明白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所有反共力量聯合起來，可海內外的反共力量就是團結不起來。爲什麽那些骨髓子裏想作同一件事情的人總是自覺和不自覺地聲稱或潛意識裏要與他人或者某組織保持距離？劃清界限？把那有限的力量在無形中消耗殆盡？就象十二年前的”六四”學生要與”瀏陽三君子劃清界限、體改所要與社經所劃出界限那樣。鮑戈先生寫的 《”血的教訓”在哪里》還提到某科學家夫人教悔流亡的學生領袖不要參加民運，更不要加入民運組織之類。
（請恕我寡聞，不知道這種事是真是假。）共產黨和國民黨這樣的對手都可以暫時抛棄歧見，聯合抗日，爲什麽天下反共人士、組織就不能先抛棄分歧，聯合起來抗共？”六四”十二周年紀念來臨之際，鄭義先生撰文提出爲12年前學生糾察對把湖南”瀏陽三君子扭送公安局一事進行懺悔，在我看來，最值得懺悔的是：應當爲當今反所有力量不能團結一致、一盤散沙進行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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