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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6日訊】 爲什麽下崗工人常常衣食無著，而農村進城的打工崽、打工妹卻不但能在城裏找到活幹，大部分人還能省點錢寄回老家？要說條件，前者不但文化水平總體上要高一些，而且不用交房租，不用花錢辦暫住證，一般也不會受到無理敲詐。
有一則英語故事，很形象地說明了其中的道理。
有一個人自稱他不用刀槍捕獲能野豬，別人都不信。他於是帶他們去看，結果使他們大吃一驚：他捕獲了一大群，都是活捉的，都被他圈起來了！圈起來了不算，這些野豬還很聽他的話，甚至放它們走它們都不走！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們向他求教捕獲的方法，他說：“我最初發現野豬時扔一些玉米給它吃，它不吃，我就走遠一點，於是它開始吃，但吃一顆玉米擡頭看我一眼。第二天我又在同一個地方扔玉米，那只野豬來了就吃，但仍然不時地擡頭看我一眼。到第三天這只野豬吃玉米時已經對我毫無戒心了。我於是弄了大量的玉米來，它吃不完，就帶別的野豬來吃。幾天後我開始在野豬眼皮底下築牆，野豬也越來越多。最初還有野豬從牆上跳進來吃玉米，後來牆築高了，所有的野豬就都從我給它們留的缺口進出了。最後我在缺口做了一扇門把它們鎖起來。我又繼續喂了它們一陣，它們現在已經不習慣自己找食糧了。”
野豬就這樣變成了家畜。我想不只是野豬，野牛、野馬、野狗大概也是這樣變成由野獸變成家畜的吧！
家畜當然對社會是有貢獻的（哈巴狗也許是例外），在經濟上甚至可能有更大的貢獻。家畜也並不都像豬那樣懶，老黃牛不是勤奮的象徵麽？但它們既然失去了自己覓食的能力，當然就不能再掌握自己的命運，只有俯首帖耳聽主人的話了。只有吃不飽肚子的時候，他們才會嗷嗷地叫幾聲。
在這一點上，靠政府吃飯的國家機關與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很有點像家畜，不但中國如此，西方國家也一樣。長期穩定的工作，已經使他們不習慣于自謀生計了。一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兒，叫聲比誰都響，覓食的能力卻比誰都差。爲了不失去工作，他們一般都會乖乖地聽上司的話，靠他們監督上司防止其腐敗（儘管他們更容易瞭解到有關情況），那是決不可能的。
可是這些人卻大都“馬不知臉長”，說什麽中國實行民主之所以困難是因爲農民的文化素質太低。其實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農民的文化水平何嘗高於今天的中國農民？恐怕是還要低得多罷！民主政治可能要求候選人有較高的學識，但選舉人只要有區分智愚、賢不肖的能力足矣，而這顯然是每一個理智正常的成年人都具備的。正如傑斐遜說：“每一個人、每一群人都有自治的權利，也有自治的能力。”關鍵僅僅在於人們是否習慣于自治。
但是很顯然，自治的能力是極容易因爲長久不用而暫時失去的，正如野豬之由貪吃人家安排的玉米而變成了家豬。而個人自治的能力都已失去的人，要他們實行“一群人的自治”，也就是民主，何異“一屋不掃而掃天下”，難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耶林才說“不是公法而是私法，是國民教育的真正學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秦暉才說我們這些城裏人“比農民還農民”！
這個道理已經由鄉鎮企業與民工潮證實了，也多少由近年來農村興起的村民自治做了證實。
我並不想誇大現行所謂村民自治的成績與意義，理由有三：第一，還有許多地方的村民選舉村委會是形式主義，是假的；第二，近年來的村民自治是政府發動起來的，目的是加強村委會的權威性以便於征糧徵稅與計劃生育，形式上的“自治”變成了實質上的“它治”的工具：第三，村委會按現行憲法並非一級政府機構，因此就算真正在全國普及了村委會的民主選舉也不能說是啓動了政治民主化進程。
但是畢竟已經有部分地方已經真正實行村委會民主選舉了。在真正實行了村委會民主選舉的地方，固然村委會的主要工作是政府指派的，但它既然有了群衆基礎，也就不難在政府規定的任務之外開辦一些群衆自己想辦的公共事務；固然村委會不得不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務，但非法的攤牌還是可以指望它有所抵制的。哪怕選舉出來的是大家族的家長，這兩方面的作用也依然存在，因爲胳膊肘通常是不往外翻的。
可是我們這些占城市成年人口多數的公有企業的工人與“吃皇糧”的人們，絕大多數不是還在指望政府賞一碗飯吃或者往自己碗裏夾一塊肉嗎？討好都來不及，談什麽選舉、監督、罷免、創制、複決！
──原載《問題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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