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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6日讯】 为什么下岗工人常常衣食无着，而农村进城的打工崽、打工妹却不但能在城里找到活干，大部分人还能省点钱寄回老家？要说条件，前者不但文化水平总体上要高一些，而且不用交房租，不用花钱办暂住证，一般也不会受到无理敲诈。
有一则英语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有一个人自称他不用刀枪捕获能野猪，别人都不信。他于是带他们去看，结果使他们大吃一惊：他捕获了一大群，都是活捉的，都被他圈起来了！圈起来了不算，这些野猪还很听他的话，甚至放它们走它们都不走！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向他求教捕获的方法，他说：“我最初发现野猪时扔一些玉米给它吃，它不吃，我就走远一点，于是它开始吃，但吃一颗玉米擡头看我一眼。第二天我又在同一个地方扔玉米，那只野猪来了就吃，但仍然不时地擡头看我一眼。到第三天这只野猪吃玉米时已经对我毫无戒心了。我于是弄了大量的玉米来，它吃不完，就带别的野猪来吃。几天后我开始在野猪眼皮底下筑墙，野猪也越来越多。最初还有野猪从墙上跳进来吃玉米，后来墙筑高了，所有的野猪就都从我给它们留的缺口进出了。最后我在缺口做了一扇门把它们锁起来。我又继续喂了它们一阵，它们现在已经不习惯自己找食粮了。”
野猪就这样变成了家畜。我想不只是野猪，野牛、野马、野狗大概也是这样变成由野兽变成家畜的吧！
家畜当然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哈巴狗也许是例外），在经济上甚至可能有更大的贡献。家畜也并不都像猪那样懒，老黄牛不是勤奋的象征么？但它们既然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当然就不能再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俯首帖耳听主人的话了。只有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他们才会嗷嗷地叫几声。
在这一点上，靠政府吃饭的国家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很有点像家畜，不但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一样。长期稳定的工作，已经使他们不习惯于自谋生计了。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叫声比谁都响，觅食的能力却比谁都差。为了不失去工作，他们一般都会乖乖地听上司的话，靠他们监督上司防止其腐败（尽管他们更容易了解到有关情况），那是决不可能的。
可是这些人却大都“马不知脸长”，说什么中国实行民主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农民的文化素质太低。其实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农民的文化水平何尝高于今天的中国农民？恐怕是还要低得多罢！民主政治可能要求候选人有较高的学识，但选举人只要有区分智愚、贤不肖的能力足矣，而这显然是每一个理智正常的成年人都具备的。正如杰斐逊说：“每一个人、每一群人都有自治的权利，也有自治的能力。”关键仅仅在于人们是否习惯于自治。
但是很显然，自治的能力是极容易因为长久不用而暂时失去的，正如野猪之由贪吃人家安排的玉米而变成了家猪。而个人自治的能力都已失去的人，要他们实行“一群人的自治”，也就是民主，何异“一屋不扫而扫天下”，难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林才说“不是公法而是私法，是国民教育的真正学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秦晖才说我们这些城里人“比农民还农民”！
这个道理已经由乡镇企业与民工潮证实了，也多少由近年来农村兴起的村民自治做了证实。
我并不想夸大现行所谓村民自治的成绩与意义，理由有三：第一，还有许多地方的村民选举村委会是形式主义，是假的；第二，近年来的村民自治是政府发动起来的，目的是加强村委会的权威性以便于征粮征税与计划生育，形式上的“自治”变成了实质上的“它治”的工具：第三，村委会按现行宪法并非一级政府机构，因此就算真正在全国普及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也不能说是启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但是毕竟已经有部分地方已经真正实行村委会民主选举了。在真正实行了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地方，固然村委会的主要工作是政府指派的，但它既然有了群众基础，也就不难在政府规定的任务之外开办一些群众自己想办的公共事务；固然村委会不得不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务，但非法的摊牌还是可以指望它有所抵制的。哪怕选举出来的是大家族的家长，这两方面的作用也依然存在，因为胳膊肘通常是不往外翻的。
可是我们这些占城市成年人口多数的公有企业的工人与“吃皇粮”的人们，绝大多数不是还在指望政府赏一碗饭吃或者往自己碗里夹一块肉吗？讨好都来不及，谈什么选举、监督、罢免、创制、复决！
──原载《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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