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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7日訊】 今年中國新年後，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潘岳向江澤民提交一份政治改革研究報告，二月中旬，網上即有相關報導，稱江澤民已將此方案批示政治局常委傳閱。評論則指「太子黨」潘岳為使中共免於一場暴力革命，而借鑒社會民主黨的經驗，以新權威主義方式推行政治現代化改革……
最近，《開放》獲得潘岳報告的複印件，研讀後，覺得網上的解讀似過於簡單化，這篇題為《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的報告，是一篇有相當理論深度的突破性綱領，從頭到尾貫穿著對中共歷史的反省。在回顧中共成立八十年之際，由中共體制內接近決策層的智囊提出這樣的見解，實屬難得。從政治上看，這篇報告的角度顯然是以改革的操作性即可行性為重，其主張便有別於體制外政改要求「一步到位」的激進尺度，例如，報告完全沒有提到「平反六四」的主張，因為解決六四問題意味著江李體制的倒台，毫無推動政改的著力點。
對中共正統理論的全面否定
但這些都屬次要，這篇報告的主要價值在於它的理論意義，可以令人聯想到蘇共二十大時期對正統馬列的修正。當時，那種修正也完全包裝在黨性的外殼之中，並不能使認同西方民主觀的人們滿意，赫魯曉夫深信共產主義必然埋葬資本主義，然而，他卻使紅色帝國的大壩開始漏水。
潘岳的報告分五部份，結構嚴謹，從二百年前的英美政治說起，解釋「政黨與現代政治」，便完全拋開馬列階級鬥爭的教條，強調政黨的利益代表性與專業性。重點則是在第四部份提出政黨轉型要解決的幾個理論問題。
作者首先提出「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指中共不能靠「打天下」成功作為合法性依據，而執政以來的績效也使人民失去信心，只有建立在法理基礎上的執政才是合理的，但這基礎尚未建立，人民不會滿足「只數鈔票而不爭民主」。針對中共「三個代表」的最新理論（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者提出明確的質疑。表示現代社會的政黨只可能代表一部份人的利益，而不可能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共應該扮演社會各種利益的協調角色。在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中共「代表先進生產力」，就應該代表科技人員與企業家，而不是工人階級。
作者要求中共變社會的統治者為治理者，大力培植守法的「良性中等收入階層」，黨應該代表「富起來，有知識」的人，而不是失去先鋒性的工人階級。但由於政治體制與市場機制的漏洞，使先富者是一批暴發的官商集團。
在論述政改時，潘岳對列寧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作了毫不含糊的抨擊，指專政是「無法無天的暴力」，和民主法制是相矛盾的，二者不能並存。毛的專政已使國家付出了三年飢荒「死亡三千萬，文革又死亡幾百萬」的慘痛代價。作者建議建立權力監督與平衡機制。問題很多，關鍵一環是黨內民主化，落實從基層到全國黨代會的差額選舉是當務之急。
由此可見，這篇報告的基本論點，已經把迄今不可動搖的中共的性質，代表性、執政的合法性，專政的必要性都予以批判性的否定，雖然，作者念念不忘中共的「長治久安」，為動亂因素的積累而不安，甚至在結尾部份提出五不（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新聞自由，不搞軍隊國家化，不搞普選），但正如文中所說，「擺脫理論上的混亂，是唯一的出路。」而北京的改革派造就相信[政治民主改革一旦啓動，就如同經濟改革無法逆轉一樣，是一條不歸路。]
潘岳報告被[始亂終棄]的經過
北京外交界議論說，在十六大權力競爭中，不排除第四代領導人以政治改革作為增加政治資源的手段的可能性。而面對中共的統治危機，江澤民本人也極欲尋找一個合法性的理由繼續執政，故對潘岳的這次研究給予支持，傳撥款十萬元給潘岳主持「東南西北經濟研究所展開研究」。
也許正因爲政治改革的敏感性，潘岳報告出籠後不久便已遭到封殺，中共高層調廣東副省長王歧山於三月出任體改委主任，由他向潘岳傳達中央的批評，責令他「立即停止這方面的工作」。報告封殺後，卻在黨內流傳，引起爭議，有人說太保守，有人說行不通。封殺的原因，據悉是有關各方看過報告後，認為事關重大，過於敏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有人認爲，理論問題還是遵循鄧小平的辦法為好，不要爭論，去做好就行了。
據悉，潘岳屬於文革老三屆，現年48歲，曾任中國青年包副總編輯，曾是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牛婿，屬於團派與太子黨人物。而且，他父母與江澤民有數十年的私交，母親是江的入黨介紹人。這項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研究，據說就是循江澤民思路進行，故雖然碰壁，潘岳的處境也不致發生變化。
被封殺的另一內幕是，這篇報告的完成，有幾位知名的異見學者參與：張顯揚、王貴秀、包遵信，據說執筆人還是張顯揚。張是胡耀邦時代的理論家，我在1989年2月訪問過他，談中國實行多黨制的可能性。我問他在未來中國的多黨之中，共產黨是否可能成爲反對黨？他回答說，[對於這樣遙遠的事，我還缺乏想象力。]張顯樣是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開除黨籍的四君子之一，另三人是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都已移居美國，只有張顯揚一直留在國内。
——原載《開放》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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