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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1日訊】 筆者實在無力一一論及百花齊放的各類秀，在此只就“孩子秀”和“犯罪秀”略加分析。
孩子秀
孩子的身體，嬌嫩、弱小；孩子的表情，天真、直露；孩子的聲音，童稚、動听；故而，孩子是很好的作秀資源。
農村的窮、孩子的失學和當局主導的希望工程，為慈善秀提供了丰富的資源。大導演張藝謀善于作秀，自然不會浪費這些廉价的資源，一定要把它利用到極致。他曾經是政府不太喜歡的先鋒導演，在人們毫無心理准備之時，突然就高奏起主旋律，隨后就得到政府的大宗訂單。他立刻投桃報李地蒙太奇和慈善秀齊飛，在拍農村失學儿童的影片《一個也不能少》的百忙之中，為該片外景地奉獻了一座希望小學。既得了國際大獎又贏得了窮孩子的大救星的美譽，處處透出民族主義的愛國心和平民主義的慈悲情怀。這類慈善，也是近年來一些文藝界的大小“腕”們最愛作的秀种，義演和義賣、捐校舍和認養失學儿童，滿世界的明星慈善家。然而，細一琢磨，發現這些明星的慈悲情怀，只作党中央提倡的慈善秀，也等于幫助那些希望工程的主持者們進行個人的原始積累。而對諸如芳林村小學的爆炸慘案，他們的慈悲心就暫時睡著了。無怪乎，國家、企業、社會各界、特別是名流們同心協力的希望工程，絲毫無助于農村教育困境的改善。
然而，孩子秀絕非大款和名流的壟斷資源，孩子們的教育者幼儿園老師也要利用孩子作秀來為自己創收。前几天，朋友講到他孩子所在的幼儿園，為迎接一位大款慈善家的視察，他的女儿和另外六個孩子，在阿姨的導演下，一直排練到晚上九點多鐘，只為了唱好一首慈善家的家鄉小調。据說，這位好心腸的款爺，出生在竹林七賢的故鄉，又最愛故鄉的民歌，他自述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心腸，就因為遺傳有竹林七賢的魏晉風骨，且哼著家鄉的小調出外闖蕩的。故而，阿姨們就選了七個孩子為他唱家鄉民歌。我的朋友因接女儿回家等的時間過長，對此委婉地表示不滿，阿姨說：這是你女儿和你這個家長的榮幸！別的家長想讓自己的孩子參加表演，還不夠資格呢！
由此自然會聯想到各類晚會上孩子們的表演，大致与這所幼儿園的訓練差不多。銀河合唱團的孩子們大概是所有孩子的典范：動作夸張、表情嫵媚、聲音?A心跳一律。最近中央電視台搞的“校園歌曲競賽”晚會，兩群孩子在舞台作秀，一群圍著一個唱歌的女人上下起伏、搖頭晃腦，另一群做成圓環圍著一個老師模樣的女人，身體前傾，雙手伸向老師模樣的女人，做群星拱月的造型；孩子們臉上的表情完全是訓練有素的假面，甚至類似于中國傳統戲曲的程式化臉譜。這類秀，要么為了政治上的榮譽，要么為了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榮譽和實惠的主要占有者是成人。
据說，想在中央電視台的重要晚會上露一面，為以后的作秀積累資本，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投入。我在回父母家的火車上，碰到過一位大連籍母女，那女孩念中學，喜歡唱歌且嗓子不錯，父母望女成鳳，便通過私人關系帶女儿來北京，先化錢進入了一個少女合唱隊，然后為了在中央台的某個晚會上露一面，便是從上到下一路打點，甚至在排練時連燈光師都要塞足夠的小費，起碼几百元。我問這母親大概需要多少錢，那位母親只是說：“反正夠黑的。”在我們閑聊時，少女正趴在火車的小茶桌上赶寒假作業。
而孩子，一旦被做成政治秀，實在讓人快樂不起來。政治本身具有先天的殘酷性和表演性，區別只在于，民主政治的表演性大大高于殘酷性，而獨裁政治的殘酷性遠遠超過表演性，而且它的殘酷性隨表演性的提升而成几何級數加強，表演性增一分，殘酷性就增十分；台上的表演越精彩越文明，台下的現實就越粗俗越野蠻。被獨裁政治利用的孩子，要么升入虛幻的天堂，要么墜入真實的地獄。法輪功信徒的孩子，燒焦的身體作為“反科學、反社會、反人類”例證，通過現代媒體展示給全世界，電視播音員的配音是：李洪志指引的升天就是下地獄，李洪志鼓吹的所謂圓滿，就是生命的自戕和毀滅。而被莫名其妙奉為民族英雄的孩子，就會得到全社會的呵護，從最高領導人的怀抱和貼臉，到大款們的慷慨解囊。那孩子將來干不成別的，起碼童年的記憶會把他或她培養成職業作秀者。
我在監獄里看電視，某年的世乒賽，一個16歲的女孩拿了冠軍。她在打球時，父親去世了。她特別愛父親，家人就沒敢告訴她。可她拿到冠軍回國后，媒體就拿著這件純個人的痛苦說事。先是她一下飛机，記者們圍上去問到她父親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掉了，她還不知道這噩耗。最可惡的是中央台的“綜藝大觀”欄目，著實利用這女孩的親人之死狠狠地作了一把愛國主義秀。他們按這些年的慣例，把拿了諸項冠軍的中國乒乓球隊請到演播現場。周濤這個一臉假笑的主持人，先是聲聲悲凄地向全國億万觀眾說明了女孩父親的死，接著一臉親切地說這女孩如何如何愛父親，最后才引出死人加孩子秀的主題，聲調高亢，表情深沉地說這女孩如何如何堅強，如何如何化巨大的喪父之痛為更巨大的強國動力，一舉拿下了世界冠軍，為國爭光之類。這還沒完，因為那女孩如果不順著主持人的煽情表表態，這場秀就不完整，此台悲劇和榮耀共同表演的愛國秀的資源就還沒有全部挖掘出來。果然，周濤在半擁抱著那女孩的亮相姿態中，自己熟練地完成了由悲痛到同情再到堅定再到高亢的一系列激情秀之后，親切地稍微低下頭，把話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讓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的女孩講些大義凜然的話，唱唱愛國主義的高調。這女孩完全有理由拒絕這類近于強迫的無理要求，我看著節目的當時真希望那個女孩，摔掉周濤遞上去的話筒，轉身走開，讓這場精心策划的愛國秀砸鍋。
但是，這不可能，在中國，愛國主義本身就是一种難以抗拒的要挾和敲詐—以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個人几乎沒有力量也沒有意識与之對抗，何況背后還有政治強權為支撐，何況又是在中央電視台的演播廳內，和當紅主持人一起面對億万觀眾。這個態一定要表，這是國家的利益、民族的要求、觀眾的期望和党的命令。還好，女孩只是象征性地說了几句諸如感謝領導和全國人民關怀之類的話，就再沒有听從周濤的進一步煽動。
這樣，一种純個人的痛苦，在這么個無聊的節目中，變成了一樁愛國主義壯舉并向全國的億万觀眾展示。周濤那甜蜜而溫存的外貌和精心保持的苗條體形，代表的卻是一种野蠻的力量，逼迫女孩為了抽象的整體利益而放棄個人痛苦。多冷酷，滿臉堆笑的周濤；多殘忍，把個人痛苦作為政治宣傳的素材，創作出舞台上供億万人觀看的愛國秀，而且是一個年輕女孩的痛苦。我們這群人這個社會這個民族，從來沒有學會過應該怎樣尊重人、愛護人，把人當作人。個人的一切包括痛苦都要作成各類為政治或為商業服務的表演秀，一個也不放過，孩子嬌嫩的身體不放過，孩子痛苦的心靈也不放過。
可見，衰敗的獨裁政治与強盜式的資本主義的結盟，其結果就是外在法治和內在德治全無的社會荒漠。支撐著台上的鶯歌燕舞的作秀表演的是幕后的肮臟交易。
犯罪秀
在几年前的美國，辛普森案的法庭辯論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效果，被告作為體育明星、黑人、殺人嫌疑犯的多重身份，具有丰富的可以作為媒體炒作和輿論熱點的資源。但是最近的大陸，一個沒有任何其他資本供媒體炒作的純粹罪犯，卻贏得了明星般的輿論效果，他叫張君。在大陸的三大网站，敲進“張君”這個名字，馬上就有數百條相關內容出現，比如新浪网，就396條，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張君案開庭審訊將犯罪秀推向高潮。
的确，張君的做到了，從容得狂妄，從容得引導媒體為自己制造出耀眼的光環，其影響遠遠超過了他的自我期許。媒體對開庭的報導，煽情得像是過某個重要的節日一樣。看看這些隨手拈來的標題：“張軍在法庭上口吐狂言”、“張軍揚言要當庭殺死出賣他的情婦”、“張君案庭審，波瀾迭起尸檢照片血腥旁听者不忍目睹”，“殺人惡魔創中國犯罪史上的數個第一”、“張君一生离不開槍和女人”有些新聞標題就直接引用張君在法庭上的原話，如：“我當初沒殺了你你要謝我”、“誰對不起我，我就要殺了他全家！”、“我不會對任何人有感情，只是利用”、“想做領袖成名，肯定要犧牲、要打死好多人”、“如果不把對手滅掉，就當不了英雄，成不了領袖”；其中，還不乏人情味和正義性的噱頭，比如“張君曾想綁架記者寫自傳”，“自傳的書名叫‘上路’想要穿布鞋”，“張君殺貪官，為民除害”；還有報導的題目直接就是少女對張君的崇拜：“少女何以愛張君，張君本是痴情种”。
這是新經濟時代的“媒體游街”，從一個城鎮的几條街道走向互聯网的四通八達的電子街道。在這個過程中，張君充份展示了自己的邪惡魅力，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公眾形像上實現了“我要做中國第一殺手”的誓言。這難道不是福科說的一种展示、一种表演、一种由罪犯到英雄的神奇轉化嗎！現在的中國，對張君團伙的嚴懲（十四人死刑，其他是死緩和無期）以及嚴打期間的嚴刑峻法，對遏制犯罪特別是惡性犯罪的威懾力已經微乎其微，而是變成了一种反面激勵和示范，造就更多更仇恨的反社會力量，既然制造爆炸案的罪犯和賣炸藥的小商販都被處以死刑，那么人們在犯罪時就宁愿做大惡而不愿小偷小摸。
這既是古老的司法儀式的政治化，更是二十一世紀商品時代的犯罪作秀化，從整個追蹤報導看，媒體先把罪犯做成恐怖秀：張君，從一九九一年犯第一次罪和從一九九三年殺了第一個人之后，便橫行四方、無惡不作，殺人几十個、搶錢數百万，而且以情婦成打而轟動全國。媒體盡力渲染張君作案的手段之殘忍、智慧之杰出、膽量之超人、場面之血腥，特別是受害者和追捕張君的警察們的追述，更是細致入微，甚至讓人聯想到那些影視作品中的黑幫老大。
接下來是“二奶秀”，一個個情婦姘頭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細節越細越好，情節越戲劇化越引人入胜：張君怎樣以男子漢的魅力周旋于無數女人之間，使女人們不僅把肉體和愛全部奉獻，而且在關鍵時刻不惜把生命陪給張君，甚至可以用上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愛情名言：“愛可以使人生，可以使人死，亦可以使人死而复生。”支持追捕張君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告訴記者：他審問過的与張君有關系的女人很多，決不僅是四個陪張君一起上法庭的情婦，但是令他惊异的是，居然沒有一個女人說張君坏話，而且她們個個都相信，張君最愛的是自己。文強感嘆道，像張君這樣的大惡魔，居然沒有犯強奸罪！他搞了那么多女人，我們在審訊時卻得不到任何他強暴女人的證据。無怪乎有“張君本是痴情种”新聞標題。
再接下來是政績秀，公安部對張君專案組的表彰，英雄的干警們介紹經驗，上級領導如何重視、破案難度如何大、追捕過程如何曲折漫長險象環生，在每一個關節點上如何与罪犯斗智斗勇看這樣的報導，甚至讓人怀疑是拷貝三流警匪片；但是，也有較真的媒體質問道：追捕張君的過程長達六年，通緝令發出后張君仍然長時間肆無忌憚地殺人越貨，而且多次在繁華的鬧市區公開作案，政府部門、公安机關就沒有責任，就不該追究追究，反而大肆表彰！
最后，小康時代的一切炒作的核心，還要落實到商業秀上，誰讓党為了獨裁秩序的穩定，只允許經濟改革而給咱發財的机會呢。張君這個名字，可以使媒體的點擊率、收視率和發行量遽增，可以讓制片人把他的罪惡改編成長篇電視劇，書商要立馬攢出一本以他為主角的暢銷書；西安市的一壯陽藥厂商，居然要以張君与眾多女人的關系為男性雄起的象征，大作廣告推銷自己的產品；就連四川的一家小吃店的老板也給舊包子起了個新名字，叫“張君包子”。記者問老板娘為何這么干？這么干能多賺錢嗎？人家的回答卻充滿蔑視金錢、嫉惡如仇的正義感：主要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吃著解恨！可見人人都會利用媒體中的張君作秀了，而且做得充滿情操！
其實，類似張君這樣的凶殘還是體制外的非法行為，這類行為在任何社會都難以完全根絕；對張君案的媒體炒作，不過是借嚴打之風的“政治正确”來名正言順的作一把商業秀，而在如今中國，最殘忍的還是體制本身的野蠻，不僅傷害人的肉體，對人的精神的閹割更令人不寒而栗。盡管商業的沖擊和媒體的泛濫，可以給赤裸裸的制度殘忍包裝成現代的各种“秀”，但是內核里的中世紀野蠻依舊，而且最大的投資者和主顧皆是政府，是權力壟斷、媒體壟斷和文化壟斷的完美結合，它的標准產品各類“政治秀”，難道比福科所敘述的18世紀的斷頭台更文明嗎？
故而，魯迅的“禮教吃人”已經發展為現在的“作秀吃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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