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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1日讯】 笔者实在无力一一论及百花齐放的各类秀，在此只就“孩子秀”和“犯罪秀”略加分析。
孩子秀
孩子的身体，娇嫩、弱小；孩子的表情，天真、直露；孩子的声音，童稚、动听；故而，孩子是很好的作秀资源。
农村的穷、孩子的失学和当局主导的希望工程，为慈善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大导演张艺谋善于作秀，自然不会浪费这些廉价的资源，一定要把它利用到极致。他曾经是政府不太喜欢的先锋导演，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之时，突然就高奏起主旋律，随后就得到政府的大宗订单。他立刻投桃报李地蒙太奇和慈善秀齐飞，在拍农村失学儿童的影片《一个也不能少》的百忙之中，为该片外景地奉献了一座希望小学。既得了国际大奖又赢得了穷孩子的大救星的美誉，处处透出民族主义的爱国心和平民主义的慈悲情怀。这类慈善，也是近年来一些文艺界的大小“腕”们最爱作的秀种，义演和义卖、捐校舍和认养失学儿童，满世界的明星慈善家。然而，细一琢磨，发现这些明星的慈悲情怀，只作党中央提倡的慈善秀，也等于帮助那些希望工程的主持者们进行个人的原始积累。而对诸如芳林村小学的爆炸惨案，他们的慈悲心就暂时睡着了。无怪乎，国家、企业、社会各界、特别是名流们同心协力的希望工程，丝毫无助于农村教育困境的改善。
然而，孩子秀绝非大款和名流的垄断资源，孩子们的教育者幼儿园老师也要利用孩子作秀来为自己创收。前几天，朋友讲到他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为迎接一位大款慈善家的视察，他的女儿和另外六个孩子，在阿姨的导演下，一直排练到晚上九点多钟，只为了唱好一首慈善家的家乡小调。据说，这位好心肠的款爷，出生在竹林七贤的故乡，又最爱故乡的民歌，他自述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心肠，就因为遗传有竹林七贤的魏晋风骨，且哼着家乡的小调出外闯荡的。故而，阿姨们就选了七个孩子为他唱家乡民歌。我的朋友因接女儿回家等的时间过长，对此委婉地表示不满，阿姨说：这是你女儿和你这个家长的荣幸！别的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表演，还不够资格呢！
由此自然会联想到各类晚会上孩子们的表演，大致与这所幼儿园的训练差不多。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大概是所有孩子的典范：动作夸张、表情妩媚、声音?A心跳一律。最近中央电视台搞的“校园歌曲竞赛”晚会，两群孩子在舞台作秀，一群围着一个唱歌的女人上下起伏、摇头晃脑，另一群做成圆环围着一个老师模样的女人，身体前倾，双手伸向老师模样的女人，做群星拱月的造型；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完全是训练有素的假面，甚至类似于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脸谱。这类秀，要么为了政治上的荣誉，要么为了经济上的实惠，当然，荣誉和实惠的主要占有者是成人。
据说，想在中央电视台的重要晚会上露一面，为以后的作秀积累资本，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投入。我在回父母家的火车上，碰到过一位大连籍母女，那女孩念中学，喜欢唱歌且嗓子不错，父母望女成凤，便通过私人关系带女儿来北京，先化钱进入了一个少女合唱队，然后为了在中央台的某个晚会上露一面，便是从上到下一路打点，甚至在排练时连灯光师都要塞足够的小费，起码几百元。我问这母亲大概需要多少钱，那位母亲只是说：“反正够黑的。”在我们闲聊时，少女正趴在火车的小茶桌上赶寒假作业。
而孩子，一旦被做成政治秀，实在让人快乐不起来。政治本身具有先天的残酷性和表演性，区别只在于，民主政治的表演性大大高于残酷性，而独裁政治的残酷性远远超过表演性，而且它的残酷性随表演性的提升而成几何级数加强，表演性增一分，残酷性就增十分；台上的表演越精彩越文明，台下的现实就越粗俗越野蛮。被独裁政治利用的孩子，要么升入虚幻的天堂，要么坠入真实的地狱。法轮功信徒的孩子，烧焦的身体作为“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例证，通过现代媒体展示给全世界，电视播音员的配音是：李洪志指引的升天就是下地狱，李洪志鼓吹的所谓圆满，就是生命的自戕和毁灭。而被莫名其妙奉为民族英雄的孩子，就会得到全社会的呵护，从最高领导人的怀抱和贴脸，到大款们的慷慨解囊。那孩子将来干不成别的，起码童年的记忆会把他或她培养成职业作秀者。
我在监狱里看电视，某年的世乒赛，一个16岁的女孩拿了冠军。她在打球时，父亲去世了。她特别爱父亲，家人就没敢告诉她。可她拿到冠军回国后，媒体就拿着这件纯个人的痛苦说事。先是她一下飞机，记者们围上去问到她父亲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掉了，她还不知道这噩耗。最可恶的是中央台的“综艺大观”栏目，着实利用这女孩的亲人之死狠狠地作了一把爱国主义秀。他们按这些年的惯例，把拿了诸项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请到演播现场。周涛这个一脸假笑的主持人，先是声声悲凄地向全国亿万观众说明了女孩父亲的死，接着一脸亲切地说这女孩如何如何爱父亲，最后才引出死人加孩子秀的主题，声调高亢，表情深沉地说这女孩如何如何坚强，如何如何化巨大的丧父之痛为更巨大的强国动力，一举拿下了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之类。这还没完，因为那女孩如果不顺着主持人的煽情表表态，这场秀就不完整，此台悲剧和荣耀共同表演的爱国秀的资源就还没有全部挖掘出来。果然，周涛在半拥抱着那女孩的亮相姿态中，自己熟练地完成了由悲痛到同情再到坚定再到高亢的一系列激情秀之后，亲切地稍微低下头，把话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女孩讲些大义凛然的话，唱唱爱国主义的高调。这女孩完全有理由拒绝这类近于强迫的无理要求，我看着节目的当时真希望那个女孩，摔掉周涛递上去的话筒，转身走开，让这场精心策划的爱国秀砸锅。
但是，这不可能，在中国，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要挟和敲诈—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名义，个人几乎没有力量也没有意识与之对抗，何况背后还有政治强权为支撑，何况又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内，和当红主持人一起面对亿万观众。这个态一定要表，这是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要求、观众的期望和党的命令。还好，女孩只是象征性地说了几句诸如感谢领导和全国人民关怀之类的话，就再没有听从周涛的进一步煽动。
这样，一种纯个人的痛苦，在这么个无聊的节目中，变成了一桩爱国主义壮举并向全国的亿万观众展示。周涛那甜蜜而温存的外貌和精心保持的苗条体形，代表的却是一种野蛮的力量，逼迫女孩为了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痛苦。多冷酷，满脸堆笑的周涛；多残忍，把个人痛苦作为政治宣传的素材，创作出舞台上供亿万人观看的爱国秀，而且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痛苦。我们这群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学会过应该怎样尊重人、爱护人，把人当作人。个人的一切包括痛苦都要作成各类为政治或为商业服务的表演秀，一个也不放过，孩子娇嫩的身体不放过，孩子痛苦的心灵也不放过。
可见，衰败的独裁政治与强盗式的资本主义的结盟，其结果就是外在法治和内在德治全无的社会荒漠。支撑着台上的莺歌燕舞的作秀表演的是幕后的肮脏交易。
犯罪秀
在几年前的美国，辛普森案的法庭辩论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效果，被告作为体育明星、黑人、杀人嫌疑犯的多重身份，具有丰富的可以作为媒体炒作和舆论热点的资源。但是最近的大陆，一个没有任何其他资本供媒体炒作的纯粹罪犯，却赢得了明星般的舆论效果，他叫张君。在大陆的三大网站，敲进“张君”这个名字，马上就有数百条相关内容出现，比如新浪网，就396条，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张君案开庭审讯将犯罪秀推向高潮。
的确，张君的做到了，从容得狂妄，从容得引导媒体为自己制造出耀眼的光环，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自我期许。媒体对开庭的报导，煽情得像是过某个重要的节日一样。看看这些随手拈来的标题：“张军在法庭上口吐狂言”、“张军扬言要当庭杀死出卖他的情妇”、“张君案庭审，波澜迭起尸检照片血腥旁听者不忍目睹”，“杀人恶魔创中国犯罪史上的数个第一”、“张君一生离不开枪和女人”有些新闻标题就直接引用张君在法庭上的原话，如：“我当初没杀了你你要谢我”、“谁对不起我，我就要杀了他全家！”、“我不会对任何人有感情，只是利用”、“想做领袖成名，肯定要牺牲、要打死好多人”、“如果不把对手灭掉，就当不了英雄，成不了领袖”；其中，还不乏人情味和正义性的噱头，比如“张君曾想绑架记者写自传”，“自传的书名叫‘上路’想要穿布鞋”，“张君杀贪官，为民除害”；还有报导的题目直接就是少女对张君的崇拜：“少女何以爱张君，张君本是痴情种”。
这是新经济时代的“媒体游街”，从一个城镇的几条街道走向互联网的四通八达的电子街道。在这个过程中，张君充份展示了自己的邪恶魅力，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公众形像上实现了“我要做中国第一杀手”的誓言。这难道不是福科说的一种展示、一种表演、一种由罪犯到英雄的神奇转化吗！现在的中国，对张君团伙的严惩（十四人死刑，其他是死缓和无期）以及严打期间的严刑峻法，对遏制犯罪特别是恶性犯罪的威慑力已经微乎其微，而是变成了一种反面激励和示范，造就更多更仇恨的反社会力量，既然制造爆炸案的罪犯和卖炸药的小商贩都被处以死刑，那么人们在犯罪时就宁愿做大恶而不愿小偷小摸。
这既是古老的司法仪式的政治化，更是二十一世纪商品时代的犯罪作秀化，从整个追踪报导看，媒体先把罪犯做成恐怖秀：张君，从一九九一年犯第一次罪和从一九九三年杀了第一个人之后，便横行四方、无恶不作，杀人几十个、抢钱数百万，而且以情妇成打而轰动全国。媒体尽力渲染张君作案的手段之残忍、智慧之杰出、胆量之超人、场面之血腥，特别是受害者和追捕张君的警察们的追述，更是细致入微，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些影视作品中的黑帮老大。
接下来是“二奶秀”，一个个情妇姘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细节越细越好，情节越戏剧化越引人入胜：张君怎样以男子汉的魅力周旋于无数女人之间，使女人们不仅把肉体和爱全部奉献，而且在关键时刻不惜把生命陪给张君，甚至可以用上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爱情名言：“爱可以使人生，可以使人死，亦可以使人死而复生。”支持追捕张君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告诉记者：他审问过的与张君有关系的女人很多，决不仅是四个陪张君一起上法庭的情妇，但是令他惊异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女人说张君坏话，而且她们个个都相信，张君最爱的是自己。文强感叹道，像张君这样的大恶魔，居然没有犯强奸罪！他搞了那么多女人，我们在审讯时却得不到任何他强暴女人的证据。无怪乎有“张君本是痴情种”新闻标题。
再接下来是政绩秀，公安部对张君专案组的表彰，英雄的干警们介绍经验，上级领导如何重视、破案难度如何大、追捕过程如何曲折漫长险象环生，在每一个关节点上如何与罪犯斗智斗勇看这样的报导，甚至让人怀疑是拷贝三流警匪片；但是，也有较真的媒体质问道：追捕张君的过程长达六年，通缉令发出后张君仍然长时间肆无忌惮地杀人越货，而且多次在繁华的闹市区公开作案，政府部门、公安机关就没有责任，就不该追究追究，反而大肆表彰！
最后，小康时代的一切炒作的核心，还要落实到商业秀上，谁让党为了独裁秩序的稳定，只允许经济改革而给咱发财的机会呢。张君这个名字，可以使媒体的点击率、收视率和发行量遽增，可以让制片人把他的罪恶改编成长篇电视剧，书商要立马攒出一本以他为主角的畅销书；西安市的一壮阳药厂商，居然要以张君与众多女人的关系为男性雄起的象征，大作广告推销自己的产品；就连四川的一家小吃店的老板也给旧包子起了个新名字，叫“张君包子”。记者问老板娘为何这么干？这么干能多赚钱吗？人家的回答却充满蔑视金钱、嫉恶如仇的正义感：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吃着解恨！可见人人都会利用媒体中的张君作秀了，而且做得充满情操！
其实，类似张君这样的凶残还是体制外的非法行为，这类行为在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根绝；对张君案的媒体炒作，不过是借严打之风的“政治正确”来名正言顺的作一把商业秀，而在如今中国，最残忍的还是体制本身的野蛮，不仅伤害人的肉体，对人的精神的阉割更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商业的冲击和媒体的泛滥，可以给赤裸裸的制度残忍包装成现代的各种“秀”，但是内核里的中世纪野蛮依旧，而且最大的投资者和主顾皆是政府，是权力垄断、媒体垄断和文化垄断的完美结合，它的标准产品各类“政治秀”，难道比福科所叙述的18世纪的断头台更文明吗？
故而，鲁迅的“礼教吃人”已经发展为现在的“作秀吃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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