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03日訊】在共產中國，女人塗口紅穿高跟鞋，男人打高爾夫球逛夜總會，怎麽還會有人遭受暴政的摧殘？我以我四十餘年兩種制度下的記者生涯向您保證，共產暴政的受害者，在中國不僅過去有，現在也有而且為數眾多。「怎麽我就不知道，也沒有看見呢？」您會這樣誠懇地問我。我告訴您，由於北京政權控制了所有的傳媒，收買籠絡威脅外國記者並限制他們的自由，共產中國的真相，往往不是被掩蓋就是被忽略或輕描淡寫了。
您一定知道，北京政權是用斯大林和日本人的武器和幾百萬農民子弟的生命奪取的。您也不會不知道，幾千萬中國人，在中共建政的頭三十年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名義發動的「大躍進」和數起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一直到所謂「文化大革命」。這裏還不包括在朝鮮戰爭中死亡的中國士兵。您大概也留意到，走出「文革」浩劫，中共曾有中央全會文件告白天下，說是黨將從中汲取歷史教訓，使悲劇不再重演。我也曾經天真地認為，中國從此不會再有共產主義的受害者了。
然而，事與願違。1989年夏天，北京政權不顧天下之大不韙，硬是用坦克和衝鋒槍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在世界媒體的攝像機前，血腥鎮壓了僅僅是要求民主和廉政的學生和市民。他們中間多少人死於非命，至今沒有精確的統計。勇敢的天安門受害者的母親們至今仍在為正義和良知而奔走呼號。
十年後，也就是1999年，北京政權開始傾全國的人力物力，搜捕關押和酷刑改造一個不再信仰階級鬥爭哲學的群體——法輪功。為此而捏造的罪名則是，法輪功可能會演變為中國的「團結工會」(Solidarity)。鑒於法輪功修煉者崇尚非暴力，當局越發肆無忌憚地踐踏他們的人身和道義尊嚴，活摘他們的器官，用以在移植市場上「為發展作出貢獻」。已知有三千多名修煉人死於虐待和酷刑。還有多少同案人在監牢中掙扎，外人更是無從知曉。這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的見證人中，有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斯考特，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佛雷德‧諾瓦克，加拿大知名外交官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等人。
又過了十年，也就是2009年，一個發生在香港的事件被人們忽略了。那一年的十一月底，國際人權日的前夕，一個命名為「中國冤民大同盟」的組織正式在香港註冊成立。冤民，是指共產專政的無辜的受害者們，特別是那些高增長的受害者們。
三十年前，中共大張旗鼓地用「發展」代替了「階級鬥爭」。政治口號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轉換為「發展是硬道理」，其實，兩者不過是異曲同工。昔日，以「階級鬥爭」名義橫掃一切，今天，以發展為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兩個口號的目的都是為了騙取它執政的合法性。
中共的市場是國家壟斷下的市場。在一黨專政下開放市場不啻是由黑社會開辦賭場。高度的壟斷開發，大量引進的外國資本加上廉價的勞動力，促成了中國經濟畸形的高增長，透支性的增長。這個增長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不存在，行政命令長官意志等同法律和伴隨而來的警察暴力之上的；這種增長也是建立在多少農村和城鎮居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之上的。有多少人的寓所租地和房屋被共幹以發展的名義變賣貪污？據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估計，這個群體至少涉及一兩千萬人。兩年前，當這位教授試圖把他們組織起來維護他們的權益時，他立即被投入監牢，判了徒刑。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毛對於建政初年外省的政局放心不下，於是便成立了一個人民信訪辦公室，接收處理民眾的信件，接待民眾的來訪。實際上是一個公開的情報調研機構。所以，信訪辦也被稱為「第二調研室」。多年來，大凡地方領導部門不予處理或處理不公正的案子的受害人，都要前往首都的信訪辦反應冤情，尋求中央部門匡正弊端，昭雪申冤。在中國，法律天平不在司法部門，而是在黨中央，這是人所共知又無可奈何的事實。
高增長的受害者們也紛紛抱著同樣的幻想來到首都，被稱為「訪民」。然而，時過境遷，面對大批湧來的「訪民」和他們申訴的令其困擾的案子，中央當局不但不願深究，反而命令地方當局出動地方警察，把「訪民」截訪回原籍。「訪民」們不僅冤情得不到昭雪，卻再次落入了虎狼之口。如今，「訪民」群體的凄慘遭遇已經成了北京的一景。精明的德國外交人員也一定注意到了這種發展的奇特景觀。
綜上所述，「文革」以後，中國的共產主義的受害者並沒有絕跡，他們的隊伍年年都在增加。絕望中的自盡自焚，法外執法引出個人悲劇性復讎的消息不絕於耳。人們在中共建政六十年周年之際首次聽到了在公共場合喊出的「打倒共產黨！」的口號聲。中共自以為開放市場就可以使它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經濟崩潰的覆轍，殊不知，堅持專政體制卻使他落入了越來越深的社會問題陷阱。
面對社會問題困境，北京的解釋是，這是發展不可避免的，而發展總不會使所有的人都得利的。又說，中國沒有西方的人權傳統等等。所有這些狡辯迴避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只能哄騙不明真相的外國人。當人們知道，在二次戰後的和平時期，有幾乎等於德國人口總數的中國人死於共產獨裁專政，在所謂改革開放時期，共產主義受害者的隊伍還在延長，人們自然就會辨認出謊言掩蓋的真實。沒有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經歷表明，發展必須鎮壓持不同政見人士，發展必須用酷刑處置不同信仰的人群，發展必須取締言論自由，發展必須用暴力野蠻拆遷。對於中國人來說，事情則要明朗的多。其實，只要看看台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台灣的居民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那裡沒有政治犯，那裡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那裡沒有一黨獨裁，有的是多黨競爭的政壇，那裡的經濟在世界的困局中仍然有所發展，那裡的國民收入遠遠高於大陸。
世界銀行今年發布的一項報告表明，開放改革三十年後的今天，在共產中國，41.4％的財富集中在僅占人口1％的共幹家族（nomenklatura）手中；國企高級主管的收入與社會平均工資的差距高達128倍。中共刊物《經濟參考報》也證實，共產中國的基尼係數（coefficient Gini）已經超過了0.5，而基尼係數規定的貧富差距的警戒線為0.4。
小舵手鄧如果得知這份成績單，可以在墳墓中閉目安息了。三十多年前，是他發出呼籲：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當時，曾有高幹追問，「我們的子女是否也屬於這一部分人？」鄧明確回答：「當然！」
中國的局勢也並非因此而一片黑暗。隨著歷史和現實的教訓不斷重複，隨著共產黨真相日益大白，一批勇敢的新聞工作者和律師也開始了在強權下的苦鬥。揭露貪腐的記者，為法輪功和其他弱勢群體辯護的律師或被解僱，或以編造的罪名被判以徒刑。
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激發了中國人進一步的覺醒。就新聞界來說，目前，外國媒體還沒有注意到的是，北有《炎黃》，南有《都市》。前者指的是北京著名政論刊物《炎黃春秋》。這份由一批體制內老幹部編輯出版的刊物，在今年四月號中再次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毛澤東。一份中央全會的紀錄披露了1980年一次有四千人參加的高幹會議上批毛的實況，其中有人直言，毛就是「暴君」。如果說，《炎黃春秋》此舉表明，在中共黨內高層也已有人脫卻了政治思想枷鎖，從體制內揭露了歷史真相，那麼，《南方都市報業集團》在揭露和評論時弊方面，雖屢屢遭到整肅，但編輯方針不變。《炎黃》與《南都》一北一南展現了當今中國媒體有限的，但畢竟是新的格局。它們與本世紀初創辦於美國的三大獨立媒體，《大紀元報業集團》，《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和《新唐人電視台》殊途同歸，交相暉映，為揭露謊言反對暴政作出著各自的貢獻。與此同時，一大批有正義感的律師們也開始組織起來，維護自身的權益並獲得了國外同行的聲援。
其實，歷年中國的共產主義受害者們都在萌動，有的在翻閱歷史舊案，有的在清算今日的遭遇。其中，沒有得到妥善合理安置的退伍軍人的抗爭頗為引人注目。迄今，他們十幾次遊行示威的要求均被禁止，他們也表示，已經到了承受不公正待遇的極限。
據大陸媒體透露，今年，一位大學教授和一位現役高級軍官分別預見，三到五年或十年之內共產中國必將發生重大的民主變革。關心中國的德國人應該幫助中國人切實實現真正的民主化。
德國人經歷了二十世紀兩大意識形態劫難的磨練，在眼下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逆勢前進，成為歐洲經濟復甦的火車頭。出於對德國友人的懷念和敬重，我衷心希望，德國人在積極發展對華經貿關係的同時，告訴中國人，在德國主張暴力革命和專政的馬克斯主義早已成為塵封的歷史；告訴他們，德國人不認同並且反對用監獄和酷刑對待不同政見人士和不同信仰人群；告訴他們，沒有獨立的媒體和司法就沒有民主可言，而競爭機制也必須引進政治領域，這些都是發達國家共同的發展經驗。我想，這樣做也是德國人的責任和義務。
吳葆璋 2010－08－14 於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