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1月08日訊】在艾未未的一篇訪談裡，看到這樣一段話：當記者問他，作為2008年和2009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的入選人物，你對「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怎樣理解的？艾回答說，「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把所具有的知識話語權用於公共事務。我覺得這個提法，只能說明大多數知識是沒用在公共事務上，這是一個悲哀。」
這段話對我觸動很大。在我的印象裡，在大陸的媒體上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是《南方人物週刊》。2004年他們搞了一個「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的名單，當時引起很大爭議。除了對入選人物有不同看法外，人們還對「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本身發生過疑問。有人說，公共知識分子就是「意見領袖」；有人說，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公共意識和公共利益的看門人」；有人說，公共知識分子說穿了就是「異議知識分子」；更有人說，「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其實質是離間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和人民大眾的關係」；……
其實，艾未未說得對，無論你怎麼理解，這個概念的提出都是一個悲哀。你在工人、農民和軍人中，聽說過有「公共工人」、「公共農民」和「公共軍人」嗎？沒有。因為在一般人的概念裡，工人、農民和軍人不管他們的主觀願望是什麼，都不得不拿出他們的產品和技能來為公眾服務，所謂「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因而沒有必要把他們區分為「公共的」還是「私人的」。而唯獨在知識分子中專門辟出一類叫「公共知識分子」，這說明大多數知識分子不是「公共的」。而我們知道，在漢語裡與「公共」這個詞相對的是「私人的」、「個體的」。於是，我們就看到一種奇怪的現象：一個鞋匠為了養活妻子兒女，必須拿釘鞋、修鞋這種技藝和公眾交換，甚至一個妓女（請原諒我沿用了傳統的稱呼，但絲毫沒有貶低她們的意思，相反在今天的時代，我認為她們的職業操守和道德水平是遠遠高於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的）在行業之始，就得考慮提供令公眾滿意的服務，否則她就無法維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而唯獨在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群體中，有相當多的人根本用不著提供公共服務（比如知識產品）就能換來豬肉加房子的悠哉生活。
在西方，「公共知識分子」是相對「專業知識分子」而言的。在他們的語境裡，公共知識分子指那些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對公共生活作出判斷，從而引導輿論的獨立批評者，遠的如薩特、加繆、阿隆，近的如喬姆斯基、哈維爾、薩義德；專業知識分子指的是遠離公眾生活，只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尋章摘句做研究的學者。誠然，在西方也不乏一些凌空蹈虛、滿口術語的學院派教授，他們有著穩定的收入，卻沒有興趣介入公眾生活，生怕公眾生活會影響自己的學術地位或清高聲譽。因而無論在東西方，這種人都更在乎職稱的晉陞，而不在社會的進步和轉型。略有不同的是，限於學術自律與評審制度的透明，一般來講，無論他們的學術體制怎樣僵化，都不會像我們的學者這樣明目張膽地抄襲，這樣不擇手段地晉職，這樣寡廉鮮恥地巴結權貴。固然以中國人口之多，知識分子數量之龐巨，任何時代都有一些不為名利所動，一心向學的思想者和學問家，甚至在「文革」這樣史無前例的大黑暗時代，我們也欣喜地看到有顧准、陳寅恪這樣如山屹立的人，但就整體而言，我們當下的知識分子是既沒有能力進入公共領域，也沒有能力進入專業領域。那些自命清高，生怕公共生活會沾濕自己羽毛的「專業知識分子」，我們沒有看到他們在學問、知識方面的專業化，倒是看到他們利用百度、谷歌和超星圖書館等網絡技術，抄襲評職稱的文章越來越「專業化」了。
也許有人跟我辯論說，幹嘛非要進入公共領域或專業領域？公共領域太危險，專業領域太寂寞，我們進入私人領域不好嗎？就像一個鞋匠不能給自己釘鞋嗎？一個妓女不能把自己弄成高潮嗎？我們學了知識就不能自己玩嗎？當然可以。但問題是鞋匠領過國家的薪水嗎？妓女申報過課題經費嗎？杜十娘、李香君、小鳳仙這些人作為國家突出貢獻專家，享受過國務院的特殊津貼嗎？因而在我看來，就人格的獨立和自立的程度而言，當下的許多知識分子是比不上街邊修鞋的鞋匠和在按摩院、桑拿房從事性服務的妓女的。
而知識分子比鞋匠、妓女強大的地方在於，一個鞋匠從他不再擺攤的一刻起，就不再是一個鞋匠；一個妓女從她不再接客的一刻起，就不再是一個妓女；而一個知識分子可能終身不對任何一件公共事件說一句話，寫一篇文章——或寫是寫了，但都是給自己評職稱的，與世道人心無關，因而除了責任編輯和他自己外，誰也不願看 ——他仍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不但是一個知識分子，他仍然可以以文化和知識的名義，出入各種學術場合，領取各種學術經費，這是為什麼？原因很簡單，體制需要他們。作為收買和拉攏計劃的一部分，體制需要他們在場，像家禽一樣地在場可以點綴盛世的昇平。因而除了過年會考慮動刀外，平時他們的自吹自擂、自摸自慰不會對主人發生任何影響；相反，他們低眉順眼，不時地放聲歌唱，有時相互攻訐，倒頗能增加幾分雞叫狗咬的田園氣息。主人看這種知識分子是好的，事就這樣成了。
2010年6月22日酷熱中草於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