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02日訊】上海大火，二十多萬人在「頭七」前往現場祭悼，你卻說，反正也沒有燒到我家，我憑甚麼要去？天安門廣場前，數百因政府強行拆遷而失去房屋和土地的人們，振臂抗議，散發傳單，你卻說，反正我的家又沒有遭到強拆；「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因抗議政府草菅人命、四處呼籲而被判刑時，你如是說，反正我家的寶寶喝的是進口奶粉；當你從信箱中、從郵箱內、從電話中一遍遍看到、聽到中共迫害信仰者的一樁樁罪惡時，你還是說，我又沒甚麼信仰，迫害與我何干？幹嘛要打擾我平靜、安寧的生活？……
是啊，誰不想過上安寧、舒適、自由、快樂的日子？！你、我、他，哪一個人例外？可是，當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殘忍、血腥、虐殺、迫害……，即便不在我們身邊發生，我們就真的可以心安理得地過自己的舒服日子嗎？人之所以為人，不正因為我們懂得是非、懂得善惡、懂得美醜嗎？不正因為我們在道德上有根本的底線嗎？而且，很可能，就在這樣的冷漠旁觀中，我們將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想起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其《不會「鬧事」的一代》的一文中講了這樣一則刊載在美國《紐約客》雜誌上的故事：
我的母親生在柏林，僥倖逃過猶太人的大屠殺。今年母親節，我請她去看場電影。這部影片非常賣座，故事好像與非洲的黑人有關。排隊買票的行列很長。有一個年輕白人在行列間來往發散傳單，勸大家不要買票，因為這部片子是南非製作的。排隊的人大概都和我想的一樣：「看不看由我自己決定，不用你來告訴我。」所以沒人理他。
入場之後，燈黑了電影正要開始，前座的兩個年輕女孩突然站起來面對觀眾，大聲地演講，解釋這部影片如何地蔑視南非黑人的慘境，希望大家抵制。觀眾中噓聲四起，有人不耐煩地大叫：「這裡是美國；你要抗議到外面去！」也有生氣的聲音喊著：「我們付了五塊錢電影票，讓我們自己決定愛看不看！」偶爾有個微弱的聲音說：「聽聽她們說甚麼也好！」但是觀眾的喊聲愈來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邊的母親顯得很難過，她轉身對我說：「這兩個年輕女孩竟然願意花十塊錢買票進入一個人人喊打的地方來——或許她們真有點道理也說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聲中，戲院的工作人員很粗暴地把那兩個女生架走了。燈又黑下來，但是沒幾分鐘，一個年輕人，帶著濃厚的英國腔，站起來說：「這是一部充滿種族歧視的影片——」，憤怒的觀眾打斷了他的話，有人在叫警察，但這個青年毫無懼色，繼續大聲說：「你們不讓我把話說完，我是不會走的！」群眾喊著：「滾蛋！滾蛋！」好不客易，來了兩個警察，笑容滿面地把那傢伙給請了出去。
觀眾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二十來歲、一臉鬍子的小伙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來，說道：「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裡。」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64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面對著整個戲院；她全身在顫抖。
是啊，如果在每一個慘劇發生之前，人們都聽聽這些執著的人的話，人人都選擇站出來，反對邪惡，這個世界該是怎樣的不同啊！就像文中的最後那個小伙子所言：「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
當我們有了這樣堅定的道德立場時，我們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譴責造成火災的當局，並毫不猶豫地加入那祭奠的人潮；我們會接過那些失去房屋和土地的人們散發的傳單，並告訴他們：我們支持你們；我們亦會為趙連海鳴不平，為受難的法輪功學員鳴不平……當一股股支持的力量匯成大江、大海時，這個世界焉能不被改變？
而當我們放棄這樣的道德立場選擇逃避時，我們難道就能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嗎？或許，二戰後，德國的馬丁•尼莫勒牧師撰寫的一段碑文可以讓我們有所警醒：「一開始，他們搜捕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然後，他們搜捕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又搜捕工會活動家，我還是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個工會活動家；當他們搜捕天主教徒時，我依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個天主教徒；當他們來逮捕我時，已無人替我抗爭了。」難道這不是極權統治者所期望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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