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著名油畫家徐唯辛，近日在網上徵集「地主」老照片，稱要為中共建政初期被劃為地主的人士建藝術檔案，並首選曾被中共「批倒批臭」，而實際上卻是一位曾為當地人修路，辦學，建電廠的當地有名的大善人劉文彩。徐唯辛想嚐試以藝術方式，對共和國的歷史作「視覺還原」。徐唯辛認為，罪惡不僅只在一兩個人的身上，「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我做了什麼。」
身為全國油畫藝委會委員的徐唯辛教授在其博客中貼文，徵集 1950年代，即中共搞土地改革運動時，被劃定為「地主」成份的公民照片，同時要求附上人物真實簡歷文本。
徐唯辛此次徵集地主舊照是為其系統作品《歷史中國眾生相：土改記憶》收集資料。並公佈了他首位選中的對象及相片，即四川大地主劉文彩。
徐唯辛：每個人都應問自己做了什麼
2007年，徐唯辛還曾在北京朝陽區今天的美術館辦過個展「歷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那次個展，據展覽的策展人王明賢回憶，當日參觀展覽的至少有七、八百人，「一個美術展覽，多少年沒有這樣的影響了？」
在此次個展中展出的都是巨大黑白肖像，畫旁各有一條人物生平介紹，以此再現文革期間的各種人物形象。其中既有政治及各領域中的知名人士，也有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
據《瞭望東方週刊》報導，徐唯辛在接受採訪時說：「為什麼我的作品裡有很多普通人？我的理念是，這些人其實是最重要的責任承擔者，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
徐唯辛說他曾看過一本反思德國的書叫做《希特勒行刑者》，那本書對他有很大的觸動，書裡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每個人都是這樣？包括「二戰」已經快要結束了，蘇軍從波蘭接近德國邊境的時候，德國人把奧斯威辛等一些大集中營裡殘餘的人向北德轉移。這時押送的人都已經不是軍人了，是臨時徵集來的「民工」，但這些人照樣對被關押的猶太人進行迫害。為什麼？
「所以說二戰的罪行不在希特勒一個人身上，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懺悔。中國的文革提起來，大家都說毛、四人幫，這是錯誤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我做了什麼。」徐唯辛說。
在回憶自己的過去時，徐唯辛說，上小學的時候，徐唯辛聽說班主任是地主的女兒，那時剛開始學畫，就畫了一張青面獠牙的戴項鏈的女人批鬥她。「我心裏特別內疚。那時候沒什麼是非對錯，等認識到自己的過錯之後這位女老師已經去世了，她沒聽到我的懺悔。」
徐唯辛還說：「我今年50歲了，中國這幾十年發生的苦難許多我都經歷過，這些記憶會對我的作品產生深刻影響。我不認為人生是輕鬆的，也不認為藝術家的作品只應該表現愉快和甜美，更不認為藝術家和他的作品能夠逃避社會，我希望作品裡有一種更深的東西，使人有啟發，來做一些改變社會進程的努力，哪怕這個努力十分微薄。」
《中國兒童報》編輯於向真在參觀了徐唯辛的個展後說：「經歷過的人會去思考，沒有經歷過的年輕人也會去看去問，有這些，這個展覽的意義就有了。」今年55歲的於向真說。
徐唯辛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中國油畫學會理事。生於烏魯木齊市；1981畢業於西安美院,1987畢業於中國美院油畫系,碩士學位；1987油畫《囊房》獲首屆中國油畫展大獎；1999油畫《酸雨》獲第九屆全國美展銅獎；2004油畫《工棚》獲第十屆全國美展銀獎、北京市政府文學藝術獎。代表作《2005中國煤礦紀實—礦工肖像系列》、《歷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
劉文彩簡介
劉文彩（ 1887年－ 1949年），四川大邑縣安仁鎮人，軍閥劉文輝之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是當地富豪，中共建政後被劃為「大地主」，文革時被塑造成大壞蛋，是舊社會剝削階級典型。
文革時中共還創作大型泥塑《收租院》，描述劉文彩如何剝削農民，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塑造反面典型。文革結束後，經劉文彩後人奔走叫冤，形象才漸獲糾正。現在四川當局以劉文彩為榮，重修劉氏莊園，列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真實的劉文彩擁有近萬畝土地，又被稱為「劉大善人」。他告誡人們：什麼三民主義，不如多學三門手藝。他在安仁鎮上修街道，修鋪面〈前面商舖，後面住家），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給無房住的鄉鄰，從而活躍了安仁鎮的商業活動；他出資修建「文采中學」（安仁中學的前身），在修學校的過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監督，檢查質量。他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來任教，減免貧困生的學費，絕不干涉學校的教學活動。……
現在，官方輿論稱劉文彩曾修路、建發電廠，「他不但不是歷史罪人，而是四川的大善人」。
當年曾鋪天蓋地地宣傳過劉文彩剝削和迫害農民的罪行，比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其實那不過是中共為了宣傳而杜撰出來了。1999年11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著《劉文彩真相》一書中，講述了當年當局為了塑造的惡霸地主劉文彩而編造了「水牢」的故事，而到處現身說法憶苦的冷媽媽，不過是當時按著當局需要的腳本能進入角色，表演逼真的一個好演員。過去人們看到的劉家莊園裡的所謂「水牢」不過是劉文彩家的潤煙池，後來被挖寬挖深，建成一處「水牢」，文革後，在當地民眾的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又將「水牢」毀掉，恢復原貌，現在人們再去看，已經沒有過去的「水牢」了。收租院也是脫離了事實按照中共的需要層層演繹出來的，甚至康生也介入其中參加編導。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