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教育界，中共中央黨校可是一個異數，其英文名字也是蠻滑稽的，叫甚麼「Party
School」，簡直就在開國際玩笑。這些人怎麼就不知道把它改的稍微文謅謅一些、學究氣多一點、或與世界「接軌」一些呢，比方叫個甚麼甚麼研究所（Institute）或研究院（Academy）之類的。這樣呢，其教授、博士們在國際舞臺拿出名片時，其本家也就不至於被別人當成白癡成堆、徹夜狂歡的大本營，或者誤認為「Propaganda
School」，而陷入幾分尷尬。
大學畢業時，大家都想報考研究生，同學中有的考去了中國科學院，有的去地科院，有的留在北大繼續讀，這都平平常常。但認識的人中有個文科畢業生，他說要去中央黨校讀研究生。其他人聽了嘴上不說甚麼，但心裏一邊犯嘀咕、一邊難免有嫉妒之心，想著這小子真會鑽營，路子比較野，這肯定是要去當官的了，不是做學術之人。
在北京唸書時，還去了中央黨校一次，那是八零年代中期的事情，是去見西北某省的一個省委書記。那傢伙是在那裏鍍金外加強化洗腦的，帶我們去的人告訴說，他混完了文憑回去就等著陞官了。黨校的學生宿舍裏看起來還挺樸素，跟一般的學校差不多，想必是陞官發財之前，需要清貧的修行一番，也算苦盡甘來、可以憶苦思甜吧。
中共中央黨校的研究者們遺漏了最值得研究的課題——《九評》和退黨，而不明就理的西方人士還以為黨校是當局的智囊。圖為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中）在中央黨校演講，前左為美國大使雷德。(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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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就理的西方人，不知道中央黨校強化洗腦的功能，還以為它是當局的智庫。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就曾經去過中共中央黨校演講，這個精明的商人、反共的先鋒或許以為自己已經「插入敵人的心臟了」呢。記得拉姆斯菲爾德從政之前，曾經在一家投資銀行高就，他還是芝加哥學派的推崇者。經濟學上，芝加哥學派以避免政府干預為其主要特徵。
從本質上來說，中共中央黨校只是一個培訓的工具、一個強化灌輸的地方。對國人來說，從來就沒人認為它是一個能夠真正研究學術的場所，它也確實不可能研究出甚麼真正的東西。研究的禁區太多，方法論也受局限。比方說經濟，中國已經走向裙帶資本主義，但如果已經固定了只能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那怎麼可能有真知灼見？也許有人應該研究「中共的敵人」這一課題，他們最後可能會發現，全中國沒有甚麼人沒有在歷史上的一段時間內，被一度劃分為中共的敵人。還有，研究中共黨史、當代史時，有人敢研究《九評》、退黨嗎？如果不能，那豈不是漏過了最好、最新、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對研究者來說，選題是很重要的，然後才是或者引用最恰當的理論，或者構建自己新的理論。偏題、錯題、遺漏課題，對中央黨校的研究者來說，幾乎是致命的、但又改正不了的死穴。所以，每當某某人以中央黨校的專家、博士發表甚麼觀點的時候，總會讓人覺得有些滑稽、不倫不類。
最近中央黨校的一位博士撰文，說「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結論倒是不離譜，但其論證和溯源幾乎讓人噴飯，噴完之後還讓人要拍案而起。可惜旁邊沒有書童、丫鬟之類的可資見證拍案者的憤怒，書桌子上也沒有鎮紙、筆洗之類的硬件可以拿起來摔它一摔，這計算機的鍵盤更是拍都拍不得。
比方這位黨校博士說，從外貿來看，中國在向西方發達國家財富「輸血」，使中國在經濟上落入「殖民地」狀態；外貿利潤的絕大部份（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在無數死難礦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國際壟斷資本的滾滾利潤和中國礦主的驚人財富。」更精彩和富有煽動性的，是「中國用民工的如河血淚和礦工的如山骨灰，換來的巨額外匯完全無償的奉獻給了美國。」
這些無視常識、轉移視線的虛假命題，看來頗能迷惑許多中國民眾。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其根本原因恰恰是黨博士的老闆、黨校背後的主子——中共的掠奪。對於官商勾結大肆低價收購國有資產，黨博士認為「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民族大劫殺」，但他忘記了是誰在出賣這些資產、誰在進行勾結，以及是誰在實施這個劫殺。對於中國進口商品價格之高，而出口商品價格之低，黨博士也忘記了誰在控制進口關稅、誰在壓低匯率、誰在實施出口創匯的國策。
黨博士發現，各地政府對外資的爭奪，使得給外資的優惠超出了經濟領域，「已經出現了政治法律特權。」他透露出的更危險的訊號，是「由於資本成份越來越複雜，現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權已經擴展到了所有資本。」這倒是很有意思的觀察，「所有資本」的概念就是告訴人們，有政治特權的紅朝新貴，已經完成了政治、經濟上的最全面、徹底的掠奪。
據說秦始皇的書生中，有許多馬屁文人沒有死於焚書坑儒，其中一個後來被別人發現在地獄裏受苦，舌頭被拉出來，在炭火上烘烤，因為他不講真話、亂拍馬屁。東土虛假命題橫行，未免讓人替中央黨校的那些聰明人擔起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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