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保勝:達賴喇嘛的革命與共產主義者的朦昧

郭保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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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3月26日訊】2011年3月11日達賴喇嘛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宣佈正式辭去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政治首腦職務。尊者達賴喇嘛的此舉,實在是革命性的宗教、政治決定,影響極其重大和深遠,它不僅深刻影響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也將對中國的政治和宗教及政教關係產生重大的衝擊,甚至對整個世界的政治現代化進程也會起到促進作用,其意義也許在未來多年後更加凸顯出來。

達賴喇嘛在其辭職函中論及的辭職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為了西藏政治的現代化,一個是為了西藏政治的民主。達賴喇嘛寫道:「我被認證為達賴喇嘛及登基以後,很早就有西藏的未來政治制度必須要轉變為現代化的意願」,「在《流亡藏人憲章》草案中規定:西藏的政治性質是不分宗教派別的公民社會國家。這一條款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選舉產生政治領導人,而不是依據傳統名號衍生」。顯然,達賴喇嘛所指的政治現代化主要就是政教分離(英文為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就西藏而言,就是宗教領袖不再擔任政治首腦、國家不設立國教、政權不干預宗教、宗教與政治行為剝離等內容。這些內容對西藏而言的確是驚天動地的革命。

正如達賴喇嘛在其辭職函中寫到的:「公元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府以來,西藏就形成了由歷輩達賴喇嘛擔任政教領袖的制度」,「顯然,對於近四百年來已經習慣由歷輩達賴喇嘛直接或間接地掌握政權的西藏人民、尤其是境內的藏人而言,可能由於受傳統的影響而難於想像、或一時難於接受沒有達賴喇嘛的西藏政治體」。可見,達賴喇嘛要改革的是長達四百年的政治傳統、宗教傳統和國家的文化傳統,對幾百年的政教合一說不,他的睿智和勇氣的確是令人驚嘆的,他的決策也將是劃時代的。達賴喇嘛今天邁出的一小步,實際上是西藏歷史邁出的一大步。正如3月16日達賴喇嘛的特使洛地嘉日先生在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節目中所說的:達賴喇嘛的引退,絕對不是為了自己的身體、為了消除中共指責的話柄、與中共更好地談判等短期的目的,他的決策是為了藏人長遠的利益,是為了幾百年後的藏人福祉。

政教分離,用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年)的話來說,就是「除魅」(Disenchant-ment)。除魅不僅是在信仰領域驅除人為的巫術、迷信和偶像崇拜,而且是在社會政治領域驅除政權的屬靈性、神聖性。政治只是屬世的事務、只擁有屬世的權柄,而那些把政權賦予神聖意義或者用神靈把持政治,甚至教皇成為行政首腦或者政權假冒上帝的代言人、干預屬靈的權柄和事務,都是巫術政治的表現。在韋伯眼中,人類歷史中的現代化就是除魅的過程,而政治現代化的首要特徵就是宗教改革運動帶來的政教分離(注1)。

與很多人的想像不同,也跟很多憲政學家的憲政著述不一樣的是,政治現代化的首要標誌並非民主體制或憲政體制,政治現代化的首要標誌首先是政教分離。英國之成為憲政之母,是與1688年清教徒主導的光榮革命和次年1689年制定的《信仰容忍法案》(The Toleration Art)分不開的,先脫離天主教教皇、後脫離英王國教並實施政教分離,是當時清教徒們的首要訴求(注2)。而只有實現了作為第一步的此標誌,才能踏上憲政、民主等政治現代化的第二步。這個標誌在當下中國無論多麼強調也不過分,因為中國連這第一步都沒有邁出,何談第二步、第三步呢?

而今天,達賴喇嘛終於踏出了這毅然決然的第一步,這一步必將對西藏政治和藏傳佛教本身產生深遠良好的裨益和影響。正如對西藏頗有研究的魏京生先生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改革》一文中寫到的:「由於歷史的沿革,也由於流亡的艱難,西藏流亡政府雖然早已改革成為民主政府的結構,但由於達賴喇嘛的崇高威望,流亡政府雖然形式上民主了,但是運行中仍然是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說了算。事實上保留著政教合一的結構,也因此保留了諸多不民主的弊病。不但人民的意願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官僚作風降低了辦事效率,而且給出賣藏人權益的壞分子和中共的統戰對象,留下了巨大的活動空間。結果是直接阻礙著西藏民族和民主事業的發展」。

而與達賴喇嘛的睿智和勇氣相比,把持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的朦昧和封閉,超出人類的想像。他們以馬列教為國教,控制人民的靈魂和肉體,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屬靈信仰上控制民眾,視自己為君王、祭司和先知的綜合體(《聖經》中對耶穌基督的三種身份之確認)。他們所行的就是最為野蠻、愚昧和落後的政教合一之專制。而最近中共在天安門搬出孔像、在海外擴張孔子學院之舉,從屬靈宗教的角度看,實質是中共這個馬列主義宗教黨在新形勢下,瞞天過海,鞏固其在中國的宗教及政治社會中政教合一的霸權地位的一次努力而已(參見本人《孔子像立天安門:政治儒學粉墨登場》一文)。

我們看到:中國宛如歐洲的中世紀,被政教合一的共產主義者們所把持。中共把馬列主義作為國教,以此控制打壓其他宗教信仰,它與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是一樣的,審判靈魂、給靈魂定罪、並運用政治權力實施殘害。共產宗教黨以一家之教禁錮國人的肉體與靈魂,不容其他信仰進入人的心靈,對其他宗教信仰欲斬草除根而後快,而宗教之正邪,竟然由中共公安部的一紙通知來決定,中共規定14種邪教之荒謬行為,直接違背現代文明社會政教分離之原則。而中共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就是共產主義學說內含的就是政教合一。

共產主義者的核心教義馬克思主義認定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就是彌賽亞、救世主和神靈。它宣告人類歷史必然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社會的被壓迫者無產階級將是人類歷史和新天新地的締造者,無產階級已經發現了宇宙及人類歷史的規律(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要滅亡的結局(政治經濟學),也發現了進入人類自由王國的途徑(科學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將要主宰人類歷史,拯救人類進入「新天天地」——共產主義社會。正如《共產黨宣言》寫道:「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即共產黨不僅是科學上的先知(發現真理)、屬靈上的祭司(帶領人類進入天國),而且是屬世的君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一句話,共產主義者就是教皇加皇帝,共產黨就是「凱撒加耶穌」。

面對如此邪惡和朦昧的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實踐,我們必須從屬靈宗教的角度對其進行解構。而在瓦解其的過程中,政教分離是我們首先要求中共邁出的第一步,這是當代很多缺乏宗教背景的自由主義者們尤其要認識到的。如果我們沒有屬靈宗教上的洞察力,我們最終就不會在與邪惡的爭戰中得勝。我們首先要要求當局不能設立任何國教、撤銷馬克思主義在全國的宣傳、共產黨員(包括總書記)應該有多種宗教信仰,各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儒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法輪功等等)都在中國有自由、中共不得打壓任何宗教、任何信徒都可以參政議政等等。

作為為民主奮鬥的自由主義者,也要看到政教分離原則在憲政自由史上的巨大功用。政教分離,發端於《聖經》中耶穌所說的「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注3:見聖經馬太福音22章21節),此一原則被中世紀的教皇所玷污,形成宗教操作政治的中世紀黑暗。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使政權擺脫了宗教的控制,但留下了政權控制教權的後遺症。約翰加爾文在瑞士成功地使信仰擺脫了政權的干預,在英國的清教徒(不服從國教者),經過長期的努力,也使信仰擺脫了王權的轄制,並確立了政教分離的憲政民主國家。政教分離原則在美國得到了最大體現,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美國總統傑斐遜對政教分離做出了傑出的詮釋:

他在一封於1802年致康乃迪克丹伯裡(Danbury)浸信會的信函中寫道:「要相信,宗教為個人與其神明間之事,個人不因其信仰或行禮拜而負欠他人,政府及於思想,我以對主權之崇敬忖度全美民眾之作為,宣告其立法機構應『不立任何有關設定國教之律法,或禁制行使之自由』,依此於政教之間設立阻隔之牆。」(注4)

他於1808年致維吉尼亞浸信會之信函中,再度使用「阻隔之牆」一詞:「因宗教信仰,或無信仰,為人人生活中重要之一部份,宗教自由影響所有人。國教者,以政府力量支持自身,並將自身觀點強加於具他種信仰,腐蝕我全民之民權。另外,政府所支持之宗教,易使其神職人員遠離教眾,及使宗教內部之腐化。因而,豎立『政教之間阻隔之牆』完全為自由社會之根本。我們已解決…有趣的大問題,就是宗教自由是否與政府之政令及遵行律法相容。並且,我們體驗到,讓各人就自身理由並認真地說服自身疑問,自由開放地宣誓入教,如此原則,所帶來的寧靜與舒適」。(注5)美國先賢確立的政教分離原則給美國人民帶來了長遠的福祉和自由,至今,沒有那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將政治與宗教的關係處置的如此微妙和平衡,也沒有一個國家有如此多的宗教信仰並彼此相處的融洽與和睦。

學貫東西、遊歷全球的達賴喇嘛對以上的原則、學說和歷史恐怕耳熟能詳,他在今天做出的驚人決策,就是對宗教改革以來西方現代化的最有力回應。他的決定,無疑對藏傳佛教幾百年的政教架構進行了革命性的更新,也使西藏政治朝現代化邁出了最為堅實的一步,他的決定,也許使他成為藏傳佛教史上的馬丁路德、加爾文,使他成為西藏政治史的克倫威爾、傑斐遜,他的此一決定,不僅有現實的短期的政治果效,而且會帶來藏人長遠的自由、民主和福祉。讓我們都來祝福西藏!

2011/3/23

注1:見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網絡電子版
注2:見《歷史的軌跡》312頁、祁伯爾著、李林靜芝譯,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
注3:見《聖經》馬太福音22章21節
注4:Letter to Danbury Baptist Association, CT, January 1, 1802
注5:Letter to the Virginia Baptists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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