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大陸民眾用什麼方式紀念六四？在海外可以有多種形式，對中共刺激越大的形式越應該採用。但在陰森恐怖的國內處境下，如何紀念六四呢？最近胡平先生發起的白衣行動旨在讓國內民眾在最小的風險下表達哀思和抗議，本人非常贊同這種形式。但願更多人通過多種渠道呼籲國內民眾六四當日穿上白衣、默默抗議與哀思。由白衣行動讓我聯想到1993年六四，我在北京高校讀書期間用文化衫來紀念六四的一件往事。
1993年5月底，六四馬上就要臨到，這是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後的第四個週年紀念日。當時我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本科三年級的一名學生，我雖然是1989後的新生，但由於來北京後參與眾多學生社團、講座、社刊、問卷調查活動，已經被有關部門列為暗中監視對象。六四臨近，我們哲學系學生輔導員找我幾次，叫我不要去其他高校、不要與校外的人聯繫。我當時覺得他們小題大做，倒無所謂。
從5月中旬開始，我除了上課和去圖書館外，就去人民大學西門一個新認識朋友處。朋友林某是我在勤工儉學的校外活動中認識的，他是一名廣告設計師，也是位畫家，他的公司正好在人民大學西門的盛唐飯店內，條件不錯，我們這些窮學生還可以去喝杯咖啡、看看內部片。5月28日左右的一個晚上，我閒著沒事，就去林某處聊天。林某是北京市民，對我在高校中的情況毫不知情，但他像當時大多數市民一樣，對中共六四屠城非常憤慨、對中共非常仇恨，他自認為從小就是「反革命」，文革中因為說錯了一句話，小小年紀還被掛上反革命的牌子游過街。那天晚上，我和他聊得非常投機。幾乎在同時，我們兩個人決定製作一批有圖案的文化衫，來紀念四年前因為反抗專制而犧牲的英烈和被捕的志士們。圖案由他來設計。
第二天我去他處，他已經在紙上設計好圖案——主體就是鐐銬和腳印，圖案由四個腳印和幾串鐐銬組成，很逼真也很藝術化。明眼人一看圖案，就會被其中洋溢的反叛氣息和反抗精神所感染。我對林某說，你對這事情太投入了，這個圖案在藝術上已經是爐火純青了。他也比較滿意。我們開始找廠家印製，打電話後廠家說1000件以上才能印，由於沒有那麼多資金，看來不行。而六四馬上就要到了，時間比較緊，林某叫我去買20來件白衫，他可以一件一件製作（主要是他用特製的油來畫，不會褪色）。於是我答應一兩天內去買白衫。6月1日，我和一位姓李同學去北京南城大柵欄附近，批發了20多件白衫，當晚我就到林某公司。晚上10點左右，他已經製作了三件。我於是先拿了三件，到學校後自己穿了一件，李姓同學穿了一件。當晚又有我班一雲南同學即刻要了一件穿上。
6月2日，我們三人穿著這種印有鐐銬和腳印的文化衫去上課、去圖書館。我覺得其他人也沒有特別在意，我也沒有故意炫耀。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穿了一天，傍晚我吃過晚飯，騎了自行車，打算去盛唐飯店林某公司處。當我騎自行車出了學校西門，走不太遠時，突然有兩輛自行車從後面向我衝過來，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就連車帶人摔倒在地上，剛要準備爬起來，那兩個暴徒從地上架起我來，塞進不知什麼時候已到我跟前的一輛轎車上。車上四個公安，後面的兩個對我拳打腳踢、整個人被他們打趴在他們的腳下，他們用腳踩著我，叫我不要出聲，叫車馬上發動。這一幕，居然被當時路過人大西門的北京民主運動人士劉念春看到了，多年後我到他們家，見到他妻子儲海藍時，她對我說劉念春在6月2日傍晚就在人大西門目睹了公安粗暴綁架我的一幕。劉當時不知道我的姓名，也是後來從其他朋友處證實的。
車開了一個多小時，我也忍受疼痛一個多小時後，被他們架出車來。我雙腿已經麻木，一直被這些匪徒式的公安架著照相、上樓，來到審訊室。幾個公安開始審問我，重點是我穿的文化衫，他們沒有問出什麼結果，就說先送你到號子裡吧。我被押往監號，並被警察推進一個監號裡。我發現裡面有近20個人，牢頭對我很客氣，給我安排與他住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坐牢，根本不知道我是被打了招呼才受到如此的照顧的，不然肯定先被毒打一頓。
我從牢頭口中才得知，這個地方就是著名的「半步橋」——中國三大橋之一，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叫七處，裡面有著名的K字樓。牢頭告訴我，為了你來，剛把一個政治犯給調走了。後來我看犯人名單上，有劉京生的名字，才知道原來這個牢房是劉京生坐過的牢房（我當時還不知道劉京生的來歷，出獄後才得知）。我雖然與牢頭一起吃住，算是享受了最高的待遇，但食物、睡覺跟外面有天壤之別。油水很少，肉也很難吃到。那些底層的犯人吃得更是非常差，吃的是窩頭，每天處在飢餓的邊緣。這些犯人抽不到煙，就用報紙搓成煙抽。
最難受的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可以看的書籍書報寥寥無幾，我一想起學校的生活，也是非常的鬱悶。我被三天兩頭提審，主要就是文化衫，為什麼要做這個文化衫？圖案的意義是什麼？設計者林某與我是什麼關係？你們打算要印製多少件？要發往哪裏?我知道他們一定想把這個文化衫與紀念六四聯繫起來，但我在這點上沒有給他們把柄，我堅持這些文化衫就是表達青年人反傳統的衝動而已，是藝術品，沒有政治性。
當我被關押近20天的時候，來了三四個與審訊警察氣質不一樣的警察，他們說局裡打算從輕處理我，但要我不在大學裡進行任何的學生活動，與北大等高校的學生不要再有任何來往。6月20日左右，我正在監號裡與一些犯人聊天，突然聽管教叫我的名字，並叫我收拾東西。我喜出望外，知道要放我了，牢頭和其他犯人非常羨慕、也很高興。我看了一眼這些在苦海中的難兄難弟，一股留戀之情不禁湧上心頭。之後我被帶出看守所。幾位警察直接送我到人民大學哲學系辦公室。在系辦公室裡我又被老師和警察們警告一番後，就獨自趕回宿舍。
一路上我看到天空、樹枝那麼的醒目好看，覺得空氣也是那麼的新鮮，一切的美好是我以前從未感受到的。我真正感到自由的可貴、陽光和藍天的可貴。到宿舍後，我的許多同學朋友聞訊趕來，他們像迎接英雄一樣為我鼓掌、洗塵。在朋友們當晚的飯局上，我才知道我朋友、文化衫設計者林某也被關押進去10多天，剛被釋放出來。而與我一起穿文化衫的兩個同學都在學校保衛處被警察傳喚多次。這兩個同學至今與我有很好的關係，一個在國內做媒體，一個目前在歐洲讀MBA。
一個小小的文化衫竟然使中共大動干戈、興師動眾，可見它的威力是十分巨大的。用文化衫或白衣來紀念六四，的確是一種相對比較安全、而且比較時髦的形式。在六四20週年之際，海外人士完全可以穿各種紀念六四的文化衫，我去洛杉磯看六四話劇時已經買了一件六四文化衫（見圖片），也可以如胡平先生倡導的穿起白衣。但是，國內的同胞，最好穿白衣，因為穿白衣是最沒有風險的。另外，如果就像我們在1993年六四把文化衫作成一個寓意深刻的藝術品的話，也是可行的。總之，無論是白衣還是文化衫，讓我們中國人在六四之際積極行動起來，穿起白衣、穿起文化衫，來默默地表達我們的哀思、我們的抗議、我們的憤怒、我們的吶喊、我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行動起來，不要再等候；行動起來，中國的民主進程需要你的參與和推動。
2009年六四2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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