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17日訊】90多年前，在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曾經發生過一樁並不十分嚴重的抄襲事件。抄襲人是相對守舊的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字彝初，又寫作夷初，號石翁、寒香、石屋山人、石屋老人。他在民國時期不僅長期擔任北大教授，而且先後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長。1949年之後，他先後擔任教育部長和高教部長，是政學兩界左右逢源的一位傳奇人物。
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創刊號發表《出版界評：馬敘倫著〈莊子札記〉》，其中寫道：「先生書中，有自居創獲之見，實則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來者，例如，卷十八，五至八頁，釋『種有幾，……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一節，所有勝義，皆取自胡適之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九篇第一章七八兩頁。……胡先生此講義，印於去冬，馬先生《莊子札記》，刊於今夏。同教一堂，不得雲未見，見而不言所自來，似為賢者所不取也。」
在傅斯年看來，馬敘倫在自己的學術著作《莊子札記》中，抄襲胡適在同一所學校授課的講義而不註明出處，假如只是放在家裡當作「自身修業之資」，是應該被稱讚為「精勤」的。但是，馬敘倫把《莊子札記》公開出版，並且示意學生購買研習，甚至於在敘目中採用「炎炎之詞」自我表揚說，「僕既略涉『六書』，粗探內典，籀諷本書，遂若奧衍之辭，隨目而疏，隱約之義，躍然自會」；這樣就構成不可原諒的抄襲事實。
1月11日上午，與馬敘倫同為浙江籍北大國文系教授的錢玄同，到學校上課時見到《新潮》創刊號，在當天日記中給予肯定：「大學生所辦之《新潮》雜誌第一冊已出版，中以傅孟真、羅志希兩君之文為最有精神。傅評馬夷初之《莊子札記》，羅評林琴南之譯小說，都說的很對。」1月12日，錢玄同日記中另有「訪豫才兄弟，半農亦在」的記錄。周作人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半農來，旋去。晚玄同來談，十一時去。」
孟真即傅斯年，志希即羅家倫。「豫才兄弟」，就是寄住在紹興會館的魯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是劉半農在《新青年》雜誌加以宣傳的「周氏兄弟」。1月16日，魯迅日記中出現給許壽裳寄《新潮》，並且替周作人給張梓生寄《新潮》的記錄。魯迅在致許壽裳信中，專門表揚《新潮》「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亦不弱，皆學生」。
由此可知，當年的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對於傅斯年公開揭發馬敘倫的抄襲醜聞，是持讚賞態度的。當年的北京大學，並沒有就馬敘倫的抄襲事件進行處理，馬敘倫本人也沒有就此事進行公開回應，這樁抄襲事件因此成為沒有結局的老舊故事。
1947年，62歲的馬敘倫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自傳《我在六十歲以前》，再一次採用「炎炎之詞」自我表揚說：「我在北大仍取教書不問別事的態度，……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聲雷』的『五四運動』在我埋頭寫書的時候爆發了。……長長地十幾年裡，教育、革命、抗戰雖則說不上是我領導著，我也不客氣地承認我是關係人裡面重要的一個。」
與此同時，馬敘倫通過揭發傅斯年、羅家倫，為自己的抄襲故事續寫了一段尾聲餘韻：一天晚上，馬敘倫突然接到教員休息室的工友打來電話，通知他到學校開會。來到學校，他看到「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願去的請簽名。』（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鉅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此情此景中，馬敘倫向陳獨秀以前的學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劉文典表示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劉文典聽了轉身便走。第二日，劉文典告訴馬敘倫，陳獨秀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教訓一頓，「果然，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事實上，北大南遷，只是蔡元培遠在上海的老學生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在1919年5月22日致胡適信中，提出的一種「密告同志」的備選方案。這個備選方案從來沒有落實為北大校內的簽名活動。北大前文科學長陳獨秀，早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的3月26日，就已經被同為浙江人的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排擠離校。五四運動爆發後的6月11日，他又因為散發傳單被捕入獄。以他當時的身份處境，是不可能隨意教訓傅斯年、羅家倫的。馬敘倫如此編造歷史故事，顯然是為了報復傅斯年所揭發的抄襲醜聞。
敢於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馬敘倫，是無論如何不會滿足於學術研究與學術抄襲的。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他勇往直前地衝到一輪又一輪學潮政潮的最前沿，從此成為幾乎以發動學潮與政潮為專門職業的弄潮者。
──原載南方都市報2011年0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