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16日訊】
（一）
從烏坎到沙溪，從甚邡到啟東，接連不斷的事件，向人們昭示著一個淺淺的道理：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拖的時間越長，付出的利息更高。慣性思維養成了剛性維穩的邏輯，這種荒唐的邏輯必然導致越維越不穩的慘淡局面，難道還需要更多的解釋嗎，還需要更多的說明嗎？
其實問題是簡單的不能更簡單的了，這一切矛盾都屬於你們所說的「人民內部矛盾」，那麼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凡是能夠用人民幣解決的都統統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要把甚麼不法份子、敵對勢力不著邊際地拉在一起，這對你是沒好處的，至少說明你六十多年的統治竟然造就的是不法份子和敵對勢力，這種統治的底氣何來力量？六十多年了，除了你不斷地自我吹噓甚麼輝煌、甚麼雷鳴般的掌聲中一致通過、甚麼人民一致擁戴，現在還能欺騙誰，就連你自己也欺騙不了了。
自娛自樂的慶功大會開了幾十年，一會兒三個代表、一會兒八榮八恥，一會兒和諧社會、一會兒科學發展，發展去發展來，把一個北京城發展成「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可能最終的結果就是毛澤東預言的那樣：「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統治者們，請你們定好自己的位，做一個政治家就得順應歷史的潮流、推動歷史的前進；做一個政客就貪婪地掠奪財富、侵吞權力，最終被歷史所埋葬、被人民所埋葬。這個邏輯已經被米洛捨維奇、齊奧塞斯庫、卡扎菲、薩達姆所證明，而且必將被所有的獨裁者繼續證明著。
（二）
幾百年前，德國的一位詩人叫席勒的，他面對腐爛發霉的德意志發出自己心靈的呼喚說:「我的心靈渴望著行動，我的呼吸渴望著自由。」後來的德國詩人海涅對著他自己的祖國說：「德意志，我在為你織屍布。」這些都是知識者發出對自由的渴望和對邪惡的摒棄。1898年1月14日，法國的政治家和作家的領袖們發表了《知識份子宣言》，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知識份子這一詞組。知識份子從誕生之日起就已經是遍身烈焰，放射出社會正義的光輝，從此以後，由自由、民主、科學凝聚而成的知識份子精神就成了知識份子永恆的標誌。知識份子就是一支靠著筆往前衝鋒的自覺的軍隊，由於有了這支軍隊的存在，舊體制的崩潰就成為了必然。有一些知識而不屬於這支軍隊的學者或御用文人，他們沒有資格被稱為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有下列幾項特徵：一，對社會有著深切的關懷，即使他們坐在屋子裡也要把自己的腦袋從窗子裡探出去看看廣場上到底發生了甚麼；二，把公共事業視為個人責任，因為他是社會的人，所以把整個社會所有的事情都視同為自己的責任；三，傾向於把社會政治問題視為道德問題和良心問題，對於社會的不幸，他總是以人道主義的標準去對待和解決；四，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五，他深信現存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基於這種價值判斷，任何現存社會制度他都是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當知識份子淪為一個階級或一個群體的代言人時，他就已經失去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資格，知識份子精神的衰退就是社會的知識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
知識份子是一群失去了家園的人，不！其實他們是一群永遠尋找精神家園的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就是知識份子的終生職業，因為他們是精神上永遠的探索者。知識份子，他們的內心有一個痛苦的詞組：「精神流亡」，尤其在極權主義的境遇裡，真正的知識份子都必須經歷精神的流亡，因為他生活在一個精神上與自己完全敵對的世界。在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在1957年就完全從精神上被抽去了脊樑，在文革中留下了八個樣板戲，這是用文化的方式來反文化，這就是對知識份子最殘忍的精神閹割。權力者是劊子手，八個樣板戲的指揮者、扮演者都是最卑鄙的幫凶。從那個時代起，中國不再有知識份子。
文革結束以後，統治者對於喉舌的掌管有所鬆動，中國的知識份子才漸漸學步，因為他們懂得：「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實，知識份子深處這樣的環境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因為良心的譴責時時刻刻在折磨著他，「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才是知識份子應當擔待的歷史使命，如果沒有這樣做，知識份子在道義上就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背叛了自身的職責。
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被歷史學家們稱之為後極權時代，後極權時代的知識份子應當怎樣有尊嚴地生活，做一個能夠稱得上人的人，既然歷史已經走到了後極權時代的社會，起碼我們就應該和權力保持距離，雪萊不是曾經說過：「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遙遠嗎？」既然春天早遲都會到來，何必要在冬天裡出賣自己的良心、喪失自己的尊嚴，把已經生活的時代和即將到來的時代作一個鏈接，難道我們還有甚麼理由不走向未來？
後極權時代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也就是國家的總髮條已經鬆動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打天下的原創力和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照原樣運轉，有時候迫不得已地講一些法制（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更加嚴重，甚至出現制度性腐敗，社會趨勢仍然同過去一樣冷漠，社會管理手段一樣不具有人性。
後極權時代的最主要特徵就是：權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權力的壟斷、真理的壟斷、社會資源的壟斷是後極權時代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這個時候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社會資源、權力都要為著穩定運轉，後極權時代為了維持穩定，它的手段仍然是恐懼、謊言，由於社會資源的壟斷有時也加一些收買。面對這樣的時代，知識份子應該選擇自己的路徑，是成為擁抱太陽的光明之子還是選擇投靠極權主義者成為行屍走肉。
抵制日貨，不是歇斯底里的嚎叫，也不是放幾把火燒掉日本生產的車子，更不是呼喚文革的亡靈、召喚毛澤東不散的陰魂，而是要生產出比日本人更精良的產品，比日本人更懂得文明、教養，更堅守普世價值和道德的高度，還要比官員的廉潔和社會制度的優越，這一切我們拿甚麼來比？穿著昔日的軍裝進行瘋狂的戰爭叫囂，事實上是在把這個民族推向災難的深淵，是法西斯歹徒自覺地把自己綁上腐朽沒落的專制者的戰車，誰為這些歹徒瘋狂的樹碑立傳叫好，為這些戰爭言論讚頌，誰就是在步薄熙來的後塵。
2012.9.21
（三）
馬克思的《資本論》指出社會財富的積累源於剩餘價值的佔有，其實這種觀點是極其錯誤的，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均產生於勞動，這才是人類正確觀點的總結。當然，今天討論的不是這個問題，主要討論的是馬恩列斯毛在理論和實踐上一系列違背人類理性的荒謬結論，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受國際共產主義委託發表了一個闡述共產主義的文本，史稱《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的核心就是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尤其荒謬的是，共產主義者宣稱，要同所有的傳統文化作徹底的決裂。從此，共產主義的幽靈開始在歐洲徘徊，但是，馬克思未能究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後作出更深一步的構想。列寧這個政治狂人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進了一條更為殘忍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這樣共產主義者就完善了自己怎樣奪取政權和怎樣鞏固政權一套完整的體系，無產階級就完成了用甚麼手段奪取國家政權、用甚麼手段鞏固國家政權這樣一整套共產主義理論。斯大林接管蘇聯政權以後，為馬列主義增加了新的內容，即不斷革命的理論，不斷革命的理論提出為斯大林大清洗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由於二戰的爆發以及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化斯大林來不及在這一理論上加以完善，二戰的結束斯大林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更不能對這套理論輸進新鮮的內容。
毛澤東繼承馬列的衣缽即用武裝鬥爭的形式奪取國家政權，並且在奪取政權後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殘酷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他的這種倒行逆施使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不中華（奉行的是馬列主義）、二不人民（主張的是一黨專政是領導的核心）、三不共和（共和主張的是各民族、各階級的共存，而毛奉行的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隨著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四清等一系列階級鬥爭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毛澤東根據這些運動總結出了一條經驗，從而為馬列主義理論增添了血淋淋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樣，共產主義者們就有了完整的理論鏈，根據這條理論，無產階級的政黨不但可殺死它認為的敵人，而卻且還可整肅自己內部所產生的敵人，毛澤東在文革中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就為他殘忍地殺害自己的政敵找到了恰當的藉口。
由此可見，所謂馬克思理論或毛澤東思想就是完全站在人類文明、人類理性敵對面的一套荒謬的主義和思想，所謂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其實送來的是共產主義的瘟疫，這個幽靈已經被歐洲人放逐，令人痛心的是這個幽靈居然在亞洲尋找到了它的避難之處，而且還堂而皇之地成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災難根源。
2012.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