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16日讯】
（一）
从乌坎到沙溪，从甚邡到启东，接连不断的事件，向人们昭示着一个浅浅的道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拖的时间越长，付出的利息更高。惯性思维养成了刚性维稳的逻辑，这种荒唐的逻辑必然导致越维越不稳的惨淡局面，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还需要更多的说明吗？
其实问题是简单的不能更简单的了，这一切矛盾都属于你们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都统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把什么不法份子、敌对势力不着边际地拉在一起，这对你是没好处的，至少说明你六十多年的统治竟然造就的是不法份子和敌对势力，这种统治的底气何来力量？六十多年了，除了你不断地自我吹嘘什么辉煌、什么雷鸣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什么人民一致拥戴，现在还能欺骗谁，就连你自己也欺骗不了了。
自娱自乐的庆功大会开了几十年，一会儿三个代表、一会儿八荣八耻，一会儿和谐社会、一会儿科学发展，发展去发展来，把一个北京城发展成“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毛泽东预言的那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统治者们，请你们定好自己的位，做一个政治家就得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历史的前进；做一个政客就贪婪地掠夺财富、侵吞权力，最终被历史所埋葬、被人民所埋葬。这个逻辑已经被米洛舍维奇、齐奥塞斯库、卡扎菲、萨达姆所证明，而且必将被所有的独裁者继续证明着。
（二）
几百年前，德国的一位诗人叫席勒的，他面对腐烂发霉的德意志发出自己心灵的呼唤说:“我的心灵渴望着行动，我的呼吸渴望着自由。”后来的德国诗人海涅对着他自己的祖国说：“德意志，我在为你织尸布。”这些都是知识者发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邪恶的摒弃。1898年1月14日，法国的政治家和作家的领袖们发表了《知识份子宣言》，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知识份子这一词组。知识份子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是遍身烈焰，放射出社会正义的光辉，从此以后，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份子精神就成了知识份子永恒的标志。知识份子就是一支靠着笔往前冲锋的自觉的军队，由于有了这支军队的存在，旧体制的崩溃就成为了必然。有一些知识而不属于这支军队的学者或御用文人，他们没有资格被称为知识份子。
知识份子有下列几项特征：一，对社会有着深切的关怀，即使他们坐在屋子里也要把自己的脑袋从窗子里探出去看看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把公共事业视为个人责任，因为他是社会的人，所以把整个社会所有的事情都视同为自己的责任；三，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和良心问题，对于社会的不幸，他总是以人道主义的标准去对待和解决；四，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五，他深信现存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任何现存社会制度他都是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当知识份子沦为一个阶级或一个群体的代言人时，他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资格，知识份子精神的衰退就是社会的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
知识份子是一群失去了家园的人，不！其实他们是一群永远寻找精神家园的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知识份子的终生职业，因为他们是精神上永远的探索者。知识份子，他们的内心有一个痛苦的词组：“精神流亡”，尤其在极权主义的境遇里，真正的知识份子都必须经历精神的流亡，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精神上与自己完全敌对的世界。在中国，真正的知识份子在1957年就完全从精神上被抽去了脊梁，在文革中留下了八个样板戏，这是用文化的方式来反文化，这就是对知识份子最残忍的精神阉割。权力者是刽子手，八个样板戏的指挥者、扮演者都是最卑鄙的帮凶。从那个时代起，中国不再有知识份子。
文革结束以后，统治者对于喉舌的掌管有所松动，中国的知识份子才渐渐学步，因为他们懂得：“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其实，知识份子深处这样的环境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因为良心的谴责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他，“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才是知识份子应当担待的历史使命，如果没有这样做，知识份子在道义上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背叛了自身的职责。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后极权时代，后极权时代的知识份子应当怎样有尊严地生活，做一个能够称得上人的人，既然历史已经走到了后极权时代的社会，起码我们就应该和权力保持距离，雪莱不是曾经说过：“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遥远吗？”既然春天早迟都会到来，何必要在冬天里出卖自己的良心、丧失自己的尊严，把已经生活的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时代作一个链接，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走向未来？
后极权时代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也就是国家的总发条已经松动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打天下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照原样运转，有时候迫不得已地讲一些法制（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更加严重，甚至出现制度性腐败，社会趋势仍然同过去一样冷漠，社会管理手段一样不具有人性。
后极权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权力的垄断、真理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是后极权时代的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这个时候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社会资源、权力都要为着稳定运转，后极权时代为了维持稳定，它的手段仍然是恐惧、谎言，由于社会资源的垄断有时也加一些收买。面对这样的时代，知识份子应该选择自己的路径，是成为拥抱太阳的光明之子还是选择投靠极权主义者成为行尸走肉。
抵制日货，不是歇斯底里的嚎叫，也不是放几把火烧掉日本生产的车子，更不是呼唤文革的亡灵、召唤毛泽东不散的阴魂，而是要生产出比日本人更精良的产品，比日本人更懂得文明、教养，更坚守普世价值和道德的高度，还要比官员的廉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这一切我们拿什么来比？穿着昔日的军装进行疯狂的战争叫嚣，事实上是在把这个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是法西斯歹徒自觉地把自己绑上腐朽没落的专制者的战车，谁为这些歹徒疯狂的树碑立传叫好，为这些战争言论赞颂，谁就是在步薄熙来的后尘。
2012.9.21
（三）
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社会财富的积累源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其实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均产生于劳动，这才是人类正确观点的总结。当然，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主要讨论的是马恩列斯毛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系列违背人类理性的荒谬结论，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受国际共产主义委托发表了一个阐述共产主义的文本，史称《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就是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尤其荒谬的是，共产主义者宣称，要同所有的传统文化作彻底的决裂。从此，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徘徊，但是，马克思未能究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作出更深一步的构想。列宁这个政治狂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进了一条更为残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完善了自己怎样夺取政权和怎样巩固政权一套完整的体系，无产阶级就完成了用什么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用什么手段巩固国家政权这样一整套共产主义理论。斯大林接管苏联政权以后，为马列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即不断革命的理论，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为斯大林大清洗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由于二战的爆发以及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斯大林来不及在这一理论上加以完善，二战的结束斯大林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不能对这套理论输进新鲜的内容。
毛泽东继承马列的衣钵即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在夺取政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使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不中华（奉行的是马列主义）、二不人民（主张的是一党专政是领导的核心）、三不共和（共和主张的是各民族、各阶级的共存，而毛奉行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随着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一系列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毛泽东根据这些运动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从而为马列主义理论增添了血淋淋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共产主义者们就有了完整的理论链，根据这条理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但可杀死它认为的敌人，而却且还可整肃自己内部所产生的敌人，毛泽东在文革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就为他残忍地杀害自己的政敌找到了恰当的借口。
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理论或毛泽东思想就是完全站在人类文明、人类理性敌对面的一套荒谬的主义和思想，所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其实送来的是共产主义的瘟疫，这个幽灵已经被欧洲人放逐，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幽灵居然在亚洲寻找到了它的避难之处，而且还堂而皇之地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根源。
2012.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