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29日訊】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御用學者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房寧先生（以房先生文中邏輯之混亂、前後之自相矛盾、罔顧事實真相和世界社會歷史及現實的一番胡言亂語而言，把他稱之為學者儘管前面冠以「御用」二字以示與真正學者的區別，仍然顯得有失「學者」一詞的體面，在此我向所有不堪與房寧先生這類人為伍的真正的學者們表示深深的歉意。不知是由於筆者才疏學淺；還是當今像房先生這類人士的厚顏無恥和不學無術已達到中華文明史上史無先例的「高度」，以致於我一時竟找不到合適的稱謂來稱呼房先生及其同類，不得已只好在學者二字的前面冠以「御用」二字以示區別）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摸著石頭過河」》的「奇」文，隨即遭到大量網民們的批判嘲笑，也算是「罪有應得」自食其果吧！
房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認為《中國的政治建設以及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理論指導，需要有「路線圖」和「時間表」，需要進行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以求「突破」》是似是而非的外行話、接著又罔顧國內外歷史事實真相胡說：國內外大量經驗證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沒有甚麼「理論指導」，更談不上甚麼「頂層設計」，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尋，最終獲得成功。這在中國叫做「摸著石頭過河」。
政治體制改革(不論這種改革是進步還是倒退)首先必須有理淪指導，就拿共產黨在俄國和中國倡導並實施的以暴力為手段的改治體制改革(即共產「革命」)來說，事先不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所謂「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才取得成功的嗎？中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所謂「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大肆吹噓的「偉大成就」，中共當局不是一再宣揚(這其中大概也包括房寧先生在內)是在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理論指導之下取得的嗎？作為中共的吹鼓手和辨護士的房寧先生怎麼連這點常識都不知道？這豈不是在給中共幫倒忙，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孫中山先生倡導的旨在推翻腐敗的滿清王朝的政治體制改革─辛亥革命，不是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論指導之下才取得成功的嗎？再看看前蘇聯、東歐等國家由共產極權統治走向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最近北非西亞從封建獨裁體制走向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社會不都是在民主、自由、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和三權分立的議會制民主制度的全世界的普世價值理論的指導之下才取得成功的嗎？以上國內外的事實和經驗證明的是：成功的政治改革必定有「理論指導」，而不是房先生所言；大多沒有甚麼「理論指導」。房先生作為一個長年研究政治的人對以上國內外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事實和經驗不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要如此說主要原因在於：房寧先生為一己之私利計，不得不按當局的要求反對以普世價值理論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因為「解放」以來六十餘年的事實，已讓越來越多的民眾清醒地認識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中國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巨大災難、鄧小平理論(實際上是改頭換面的毛澤東思想)、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已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帶進了死胡同，面對今天中國這個社會貧富極度懸殊、社會毫無公平公正和社會正義、貪污腐敗無所不在、黑社會勢力猖獗、官僚世襲壟斷社財富會、社會底層民眾上升渠道堵塞、社會道德淪喪、官商勾結警匪勾結欺壓民眾的黑暗社會，民心思變已成不可遏制的趨勢，在這樣的現狀之下，民眾除早已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拋進了人類歷史的垃圾堆之外，也深刻地認識到所謂「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是造成中國社會目前這種嚴酷現狀的根源，更不能指望它們來指導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多的民眾認識到：只有以普世價值思想觀念作為中國政治體治改革的指導思想，中國大陸社會才有可能走出目前進退維谷的的困境。由於普世價值觀念的正確，以及在這種觀念指導之下的諸多國家進行了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成功解決了其國內外一系列矛盾走上了社會祥和、人人享有平等、人權和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這己是不爭的事實，房寧先生不敢公開進行反對，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又因名聲太臭，不便繼續宣揚拿來做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所以房先生只好不顧國內外大量事實瞪眼說瞎話，聲稱政治體別改革大多沒有甚麼指導思想。其實質是反對以普世價值觀念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因為房寧先生清楚的知道在中國一旦推行普世價值標準並按此進行認真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房寧先生所效力的那個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的幫伙必將被民眾所拋棄，並將喪失他們自己賦與自己的一切特權和他們所攫取的巨大財富，而房寧先生也必將被掀下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的「寶座」(至少也是個「處級」以上吧！)失去他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甚至包括「飯碗」，這當然是房寧先生極不樂意看到的結果。
房寧先生反對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有路線圖和時間表也是不顧事實的瞎說，就連中共在中國所實施的暴力共產革命(一種激烈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有實施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先是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之下成立中國共產黨，然後大力進行共產革命的理論宣傳，擴大影響，發展黨員，時機成熟便舉行武裝暴動、建立革命根據地，確定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抗日戰爭時期確定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擴大勢力以期抗戰勝利後全面奪取全國政權的路線、「解放」戰爭時期還擬定了五年內(後跟據形勢變化改為三年內)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的時間表，「解放」後又確定了先實行新民主主義，經過過渡時期(還制定了一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然後進入社會主義最終達到共產主義的路線而且各個階段都有一個時間表：如新民主主義要經歷多少年、過渡時期要多少年、建設社會主義要多少年、過度到共產主義義要多少年、超過英國要多少年、趕上美國要多少年…。國外政治體制改革大都有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路線圖是有計劃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所必不可少的，而時間表是防止政治體制改革無限期拖延下去必不可少的，二者缺一不可。房寧先生之所以睜眼說瞎話，無非是為當局無限期把政治體制改革拖延下去尋找藉口。
房寧先生在文章中一再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極大，需要對相關問題進行窮盡式的研究與認識，也無非是為當局無限期拖延和拒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尋找藉口，因為要等房寧先生們把中國社會現存的大量問題研究窮盡，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前蘇聯和東歐各國均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從一黨專政的共產極權體制向民主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而不是等那裏的政治研究人員對當時那裏成堆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進行如房寧先生所言的「窮盡式的研究與認識」之後才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
房寧先生接著又說：政治問題的重複性差。其言外之意無非是別人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模式，在中國由於國情不同而具有不可重複性，這不過是當局及其御用學者們利用國情論頑固抵制政始體制改革論的翻版。其他國家國情也許與中國有所不同，而近在咫尺的台灣不僅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而且之前也是實行的一黨獨裁的威權政治統治，國情可謂雷同，然而以蔣經國先生為首的國民黨在上世紀八十年年代和九十年代成功地實施了政治體制改革，在付出的代價極小的情況下，完成了從一黨獨裁的威權政治向民主社會過渡的政治體制改革，台灣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給了國情論者一記響亮的耳光(這其中就包括房寧先生在內)。
房寧先生在文中又寫到：由於政治學研究對象的單一性、一過性，導致政治學研究實際上是缺乏研究對象的，因此其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度要大打折扣。這一奇談怪論就更加令人莫名其妙了，眾所周知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是如此的多種多樣、如此的相互關聯延綿不絕，何來的單一性、一過性？房寧先生後面那番高論更是令人目瞪口呆，「導致政治學研究實際上是缺乏研究對象的」既然房寧先生所研究的政治學連研究的對象都沒有，那麼，房寧先生你還有甚麼可研究的？你所在的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還有甚麼存在的理由？還要你這個政治研究所的所長幹甚麼？你這位所長和你的同事們豈不都是在領乾薪吃白飯不幹活？你這不是在砸自己的飯碗嗎？
不過其後這段話：因此其(指房寧先生們的政治學研究)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度要大打折扣，倒是一句大實話。房先生們所在的政治研究所從來就沒有甚麼具體的研究對象，而是當局需要編造甚麼謊言來忽悠民眾、粉飾太平或為當局歌功頌德時，房先生們便信口胡編亂造出一些所謂的「政治學研究」成果以忽悠民眾、取媚當局，這樣的政治學研究成果其可信度和有效度當然要大打折扣了。
房先生文章中不僅極力否定政治體制改革理論指導的必要性而且認為「更談不上甚麼頂層設計」不過是房寧先生秉承當局的旨意反對以普世價值觀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指導提出的一種荒謬主張而已，至於「更談不上甚麼頂層設計」在世界上所有的從上到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中，特別是在實施封建家長式極權獨裁體制國家之中(包括封建極權體制和共產極權體制國家)進行從上至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幾乎無一不是在其最高統治者及其統治集團的「頂層設計」之下開始並取得成功的。前蘇聯、東歐等共產極權體制國家所進行的成功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無一不是在普世價值觀理論的指導之下，由最高統治者及其領導集團先進行「頂層設計」制定出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而後開始實施並取得成功的。房寧先生之所以不顧歷史事實真相，硬說甚麼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多沒有甚麼理論指導、也不需要有頂層設計、也不需要有路線圖和時間表，其真實目的，一是反對以普世價值觀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指導；二是為當局卅多年來一直拒絕實施任何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拿不出一張像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進行開脫。
現在世界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公認的成功的理論指導(即普世價值觀)也有了、依此理論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先例越來越多，在這種時候房寧先生還在不遺餘力地宣揚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現成的「理論指導」、不需要有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仍然要繼續在那裏「摸著石頭過河」，要知道你們在橫亙我們面前的這條充滿腐臭和罪惡的河流裡已經塞著耳朵、閉著眼睛瞎摸了六十三年，為此中華民族已經付出了史無前例的慘重代價(其中包括八千萬條無辜的生命)，你們還要瞎摸多久？在由充滿罪惡和死亡的共產極權體制這邊，通過橫亙在我們面前的這條充滿腐臭和罪惡的河流，游到自由、平等、法制、祥和、幸福的彼岸，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東歐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及其最高統治集團已為我們做出了板樣，那就是澈底拋棄壓在他們自己身上沉重的權力和財富包袱，就能輕鬆游到幸福的彼岸，否則你們將揹負著沉重的權力和財富的包袱沉入這條你們摸來摸去摸了幾十年也過不去的這條臭不可聞的河的河底。
面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腐朽沒落、充滿各種不可克服的社會矛盾、民怨鼎沸、群體事件頻發動盪不安的社會，當局也想進行一些改革以緩和社會矛盾和維持其一黨專制的共產極權統治，不過當局的如意算盤是要找到一種既能保持他們自己賦與自己的種種特權和他們數十年來所攫取的巨大財富不受損失，又能緩解社會矛盾的所謂「中國特色的政治體治改革道路」。顯而易見這是不可能的，常言說得好，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因為當前中國大陸所有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都是由中共一黨專制的共產極權體製造成的，所以在維持這種極其反動的政治體制的前題之下，不可能進行任何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能緩解任何社會矛盾，只能進行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修補補的所謂「改革」，而且一旦發現這些修修補補的改革有可能觸動其共產極權統治的基礎和根本利益時，便馬上就會停止下來，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實施的黨政分家、放鬆言論控制、放鬆新聞輿論檢查…最後都因當局發現這些「改革措施」最終將危及中共的極權統治和利益而終止。當局之所以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實在非常形象，中共伸出的這只修修補補的改革之手一旦摸到一塊尖銳的石頭便馬上會把這隻手縮回來，所以摸來摸去摸了幾十年不僅沒有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反而使這些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
綜上所述房寧先生這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摸著石頭過河」的文章，其要害是抵制以普世價值觀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指導、為當局拿不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指導、不敢也拿不出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進行開脫，為當局無限期把政治體制改革拖延下去尋找藉口。房寧先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在中共「十八大」召開的前夕，拋出這樣一篇文章，究其本意不過是想以此取悅於即將上任的他的新主子們，以期從新主子們那裏換來一根骨頭，由此可看出，房寧先生儘管在政治學領域的見解和造詣令人不敢恭維，不過在個人利害的小算盤上卻不失精明。
戈杜赫納2012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