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29日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御用学者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先生（以房先生文中逻辑之混乱、前后之自相矛盾、罔顾事实真相和世界社会历史及现实的一番胡言乱语而言，把他称之为学者尽管前面冠以“御用”二字以示与真正学者的区别，仍然显得有失“学者”一词的体面，在此我向所有不堪与房宁先生这类人为伍的真正的学者们表示深深的歉意。不知是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还是当今像房先生这类人士的厚颜无耻和不学无术已达到中华文明史上史无先例的“高度”，以致于我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称谓来称呼房先生及其同类，不得已只好在学者二字的前面冠以“御用”二字以示区别）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奇”文，随即遭到大量网民们的批判嘲笑，也算是“罪有应得”自食其果吧！
房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是似是而非的外行话、接着又罔顾国内外历史事实真相胡说：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政治体制改革(不论这种改革是进步还是倒退)首先必须有理沦指导，就拿共产党在俄国和中国倡导并实施的以暴力为手段的改治体制改革(即共产“革命”)来说，事先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所谓“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才取得成功的吗？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大肆吹嘘的“伟大成就”，中共当局不是一再宣扬(这其中大概也包括房宁先生在内)是在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吗？作为中共的吹鼓手和辨护士的房宁先生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这岂不是在给中共帮倒忙，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旨在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的政治体制改革─辛亥革命，不是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指导之下才取得成功的吗？再看看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由共产极权统治走向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最近北非西亚从封建独裁体制走向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社会不都是在民主、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施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民主制度的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理论的指导之下才取得成功的吗？以上国内外的事实和经验证明的是：成功的政治改革必定有“理论指导”，而不是房先生所言；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房先生作为一个长年研究政治的人对以上国内外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事实和经验不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要如此说主要原因在于：房宁先生为一己之私利计，不得不按当局的要求反对以普世价值理论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因为“解放”以来六十余年的事实，已让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地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中国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巨大灾难、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毛泽东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已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带进了死胡同，面对今天中国这个社会贫富极度悬殊、社会毫无公平公正和社会正义、贪污腐败无所不在、黑社会势力猖獗、官僚世袭垄断社财富会、社会底层民众上升渠道堵塞、社会道德沦丧、官商勾结警匪勾结欺压民众的黑暗社会，民心思变已成不可遏制的趋势，在这样的现状之下，民众除早已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进了人类历史的垃圾堆之外，也深刻地认识到所谓“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造成中国社会目前这种严酷现状的根源，更不能指望它们来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只有以普世价值思想观念作为中国政治体治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大陆社会才有可能走出目前进退维谷的的困境。由于普世价值观念的正确，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的诸多国家进行了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成功解决了其国内外一系列矛盾走上了社会祥和、人人享有平等、人权和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己是不争的事实，房宁先生不敢公开进行反对，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又因名声太臭，不便继续宣扬拿来做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所以房先生只好不顾国内外大量事实瞪眼说瞎话，声称政治体别改革大多没有什么指导思想。其实质是反对以普世价值观念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因为房宁先生清楚的知道在中国一旦推行普世价值标准并按此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房宁先生所效力的那个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帮伙必将被民众所抛弃，并将丧失他们自己赋与自己的一切特权和他们所攫取的巨大财富，而房宁先生也必将被掀下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的“宝座”(至少也是个“处级”以上吧！)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饭碗”，这当然是房宁先生极不乐意看到的结果。
房宁先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也是不顾事实的瞎说，就连中共在中国所实施的暴力共产革命(一种激烈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先是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之下成立中国共产党，然后大力进行共产革命的理论宣传，扩大影响，发展党员，时机成熟便举行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确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确定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扩大势力以期抗战胜利后全面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解放”战争时期还拟定了五年内(后跟据形势变化改为三年内)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时间表，“解放”后又确定了先实行新民主主义，经过过渡时期(还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然后进入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路线而且各个阶段都有一个时间表：如新民主主义要经历多少年、过渡时期要多少年、建设社会主义要多少年、过度到共产主义义要多少年、超过英国要多少年、赶上美国要多少年…。国外政治体制改革大都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路线图是有计划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不可少的，而时间表是防止政治体制改革无限期拖延下去必不可少的，二者缺一不可。房宁先生之所以睁眼说瞎话，无非是为当局无限期把政治体制改革拖延下去寻找借口。
房宁先生在文章中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极大，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也无非是为当局无限期拖延和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借口，因为要等房宁先生们把中国社会现存的大量问题研究穷尽，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均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一党专政的共产极权体制向民主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等那里的政治研究人员对当时那里成堆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如房宁先生所言的“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之后才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房宁先生接着又说：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其言外之意无非是别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模式，在中国由于国情不同而具有不可重复性，这不过是当局及其御用学者们利用国情论顽固抵制政始体制改革论的翻版。其他国家国情也许与中国有所不同，而近在咫尺的台湾不仅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而且之前也是实行的一党独裁的威权政治统治，国情可谓雷同，然而以蒋经国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在上世纪八十年年代和九十年代成功地实施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付出的代价极小的情况下，完成了从一党独裁的威权政治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政治体制改革，台湾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给了国情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其中就包括房宁先生在内)。
房宁先生在文中又写到：由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一过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是缺乏研究对象的，因此其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度要大打折扣。这一奇谈怪论就更加令人莫名其妙了，众所周知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如此的多种多样、如此的相互关联延绵不绝，何来的单一性、一过性？房宁先生后面那番高论更是令人目瞪口呆，“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是缺乏研究对象的”既然房宁先生所研究的政治学连研究的对象都没有，那么，房宁先生你还有什么可研究的？你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还要你这个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干什么？你这位所长和你的同事们岂不都是在领干薪吃白饭不干活？你这不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吗？
不过其后这段话：因此其(指房宁先生们的政治学研究)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度要大打折扣，倒是一句大实话。房先生们所在的政治研究所从来就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对象，而是当局需要编造什么谎言来忽悠民众、粉饰太平或为当局歌功颂德时，房先生们便信口胡编乱造出一些所谓的“政治学研究”成果以忽悠民众、取媚当局，这样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其可信度和有效度当然要大打折扣了。
房先生文章中不仅极力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指导的必要性而且认为“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不过是房宁先生秉承当局的旨意反对以普世价值观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提出的一种荒谬主张而已，至于“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在世界上所有的从上到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中，特别是在实施封建家长式极权独裁体制国家之中(包括封建极权体制和共产极权体制国家)进行从上至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几乎无一不是在其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的“顶层设计”之下开始并取得成功的。前苏联、东欧等共产极权体制国家所进行的成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无一不是在普世价值观理论的指导之下，由最高统治者及其领导集团先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后开始实施并取得成功的。房宁先生之所以不顾历史事实真相，硬说什么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也不需要有顶层设计、也不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其真实目的，一是反对以普世价值观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二是为当局卅多年来一直拒绝实施任何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拿不出一张像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行开脱。
现在世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公认的成功的理论指导(即普世价值观)也有了、依此理论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先例越来越多，在这种时候房宁先生还在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不需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仍然要继续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要知道你们在横亘我们面前的这条充满腐臭和罪恶的河流里已经塞着耳朵、闭着眼睛瞎摸了六十三年，为此中华民族已经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其中包括八千万条无辜的生命)，你们还要瞎摸多久？在由充满罪恶和死亡的共产极权体制这边，通过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这条充满腐臭和罪恶的河流，游到自由、平等、法制、祥和、幸福的彼岸，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东欧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及其最高统治集团已为我们做出了板样，那就是彻底抛弃压在他们自己身上沉重的权力和财富包袱，就能轻松游到幸福的彼岸，否则你们将背负着沉重的权力和财富的包袱沉入这条你们摸来摸去摸了几十年也过不去的这条臭不可闻的河的河底。
面对中国大陆这样一个腐朽没落、充满各种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民怨鼎沸、群体事件频发动荡不安的社会，当局也想进行一些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其一党专制的共产极权统治，不过当局的如意算盘是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他们自己赋与自己的种种特权和他们数十年来所攫取的巨大财富不受损失，又能缓解社会矛盾的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体治改革道路”。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常言说得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为当前中国大陆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都是由中共一党专制的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所以在维持这种极其反动的政治体制的前题之下，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缓解任何社会矛盾，只能进行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的所谓“改革”，而且一旦发现这些修修补补的改革有可能触动其共产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利益时，便马上就会停止下来，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实施的党政分家、放松言论控制、放松新闻舆论检查…最后都因当局发现这些“改革措施”最终将危及中共的极权统治和利益而终止。当局之所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实在非常形象，中共伸出的这只修修补补的改革之手一旦摸到一块尖锐的石头便马上会把这只手缩回来，所以摸来摸去摸了几十年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反而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综上所述房宁先生这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文章，其要害是抵制以普世价值观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为当局拿不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不敢也拿不出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行开脱，为当局无限期把政治体制改革拖延下去寻找借口。房宁先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夕，抛出这样一篇文章，究其本意不过是想以此取悦于即将上任的他的新主子们，以期从新主子们那里换来一根骨头，由此可看出，房宁先生尽管在政治学领域的见解和造诣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在个人利害的小算盘上却不失精明。
戈杜赫纳2012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