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01日訊】近日，大陸知名連鎖企業俏江南董事長張蘭因房地產及合約糾紛一事，被牽出了其早已更改國籍的問題。而引起人們對此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一是張蘭乃是朝陽區政協委員，儘管中共並沒有明文規定禁止外籍人士擔任政協委員，但按照常理，通常還是由中國公民擔任，張蘭是如何矇混過關的？二是其曾多次拒絕過外國移民邀請，還大罵過移民者不愛國。如今，這個21年前「義無反顧」回國創業並大罵他人不愛國的企業家卻自打了嘴巴，悄無聲息地加入了他國國籍，這說明了甚麼問題？ 事實上，張蘭的選擇並非是個例，據統計，大陸70%以上的千萬富翁都已經或正打算移民。
在亦官亦商的張蘭加入外國國籍引起爭議的同時，據香港《爭鳴》雜誌11月號的報導稱，10月15日，中共中紀委、中組部通報：中秋、「十一」假日出境、出國公職人員未按時返國的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被列為「失蹤」。「失蹤」是中共官員外逃的代名詞，指請假到期未銷假或已無法聯繫上。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為了防範官員外逃，中共當局已然在18大前採取了措施，即一方面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中共黨員、尤其是領導幹部，在十八大會議期間，非緊急情況，不得出國訪問、考察、旅行；一方面國務院還在9月成立了臨時性的「反對黨政、國家公職人員外逃指揮小組」，由李克強坐鎮，加強對中共官員動向的監督，並在大陸各重點航空港站、港口、邊境派駐重兵把守，350多部新型防偽儀器在航空港、口岸邊檢安裝備用。
在如此「嚴防」下，仍有1千多名官員成功外逃，逾期未歸，714人「失蹤」，這並非說明防範工作無效，只能說明外逃的官員人數眾多，很多人應該是不在當局掌控的範圍之內。
伴隨著有錢、有地位的商人、官員移民、外逃的是，巨額資金的外流。2011年，中國央行發佈了2008年完成的有關中國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研究報告。報告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員幹部、國企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款達8,000億元人民幣。另據美國一家研究機構「全球金融道德」在今年10月發佈的研究報告稱，在過去的11年間，中國資金非法外移高達3.8萬億美元，2011年更高達6,029億美元。
而在十八大召開期間，據海外泛華網透露，前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的兒子李小鵬、李小勇和女兒李小琳正積極將財產轉往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由於金額過大，引起了澳大利亞防範洗錢的政府機構澳洲交易報告及分析中心的注意，並將消息反饋給中共當局，從而使其暴露。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中共高官當然並非僅限於李鵬家族。至少從以往曝光的消息看，江澤民、曾慶紅、薄熙來等家族都榜上有名。此外，中共高官家屬是外國國籍的比例也是令人瞠目結舌。如中共曾展開一項內部調查，結果發現截至2012年3月31日，有九成中央委員直系親屬移民海外。
除了商人、官員加緊外逃外，普通的有能力的中國人也在想方設法移民。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在今年4月15日發佈的報告，2011年獲得美國綠卡的中國人數高達8.7萬，較去年同期增長1.6萬。而美國蓋洛普網站4月23日發佈的調查顯示，中國想要移民到美國的人有2,200萬人，居全世界之首。
政協委員變更國籍、官員「失蹤」、中共高官大量轉移資產、普通中國人移民，都在昭示著一件事：中共解體已是不爭事實，在這之前趕緊逃離、保命、保住資產才是他們目之所及的唯一選擇。
按照共產黨國家高官的邏輯，只要有錢、有工作，人民就會對黨感恩戴德。可是為何不缺錢、不缺地位的商人、官員們如此爭先恐後地投奔他國？
除了一些官員擔心因貪污東窗事發外，發生在當年東德類似的情況或許可以解答這個疑問。在當時的德共領導人看來，東德人有工作，有飯吃，有衣穿，有漂亮的房子住，根本沒有理由離開自己的國家，但是從1945年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至少有250萬東德人逃往西德，這亦導致東德勞工短缺；即使在柏林牆嚴密封鎖的28年中，亦有數千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牆頭，至少有137名渴望自由的生命喋血於此。而當1989年匈牙利開放通往西歐的邊境設施後，更是有數萬東德百姓湧往匈牙利，伺機逃往西德。20年前的11月9日，柏林牆宣佈開放的那個晚上，有10萬民眾從牆東湧向牆西。
這是因為自由和安全、安定的生活環境對於一個個體而言是最為重要的，也就是說，每個人要有按照自己意願生活的自由，包括學習、工作、遷徙、寫作、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等等，每個人還要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享有放心的食物、潔淨的水源、可以信賴的社會人文環境……然而，無論在昔日的德國和其它東歐國家，還是今日的中國，這樣的自由和環境是那麼遙不可及。因此，逃離成為了唯一的選擇。
昔日東德人大逃亡的景象如今在中國重現，而且是愈演愈烈，其所引發的結局會與東德有兩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