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22日訊】（新紀元週刊266期，記者華明報導）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罕見的與世界銀行聯合發表報告：《2030年的中國》，文中警告中國經濟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危機，呼籲中國「改革勢在必行」。觀察家認為，此次雙方的高調合作顯現中國領導階層立場的歧異已白熱化，改革政爭的力量正在角鬥中。
近日，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表報告《2030年的中國》，警告中國經濟走到轉折點，如不進行深層次的市場經濟改革，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報告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廣泛討論，但有很多人憂慮，中國的利益集團們把持著政治和經濟領域，改革如何進行？
世銀警告：中國必須改革
有這麼一個怪現象：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經歷過由低收入躍至中等收入的「起飛階段」，但人均生產總值（GDP）一旦達到3,000美元，經濟就會陷入長期停滯，很難突破1萬1,000美元的高收入大關。最典型的是墨西哥，歷經半個多世紀仍然邁不進高收入國家行列。如今的中國就被認為墮入這個怪圈內，即「中等收入陷阱」。
為幫助中國突破，2月27日，世界銀行在北京發佈一份題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提出了支撐中國未來20年發展的六大戰略，包括通過結構性改革鞏固市場經濟基礎、加快創新步伐、讓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可持續財政體系，以及與世界形成互利共贏的關係等。
世銀警告中國，過去30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成長10％，但是以出口和投資為導向的經濟型態已經無以為繼，行長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表示：「改革勢在必行，因為中國現在已經走到發展路途的轉折點。」如不改革，中國將面臨無預警經濟崩潰。
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必須對國營企業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並呼籲中國從強調出口外銷逐漸轉變為鼓勵國內消費，以及應該允許私有銀行發揮更大作用，利率應由市場調節等。
佐利克27日到訪北京時說，這份報告得到包括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內的高層領導人的全力支持。這份近500頁的課題報告是2010年9月世行行長佐利克訪問北京後促成，由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承擔研究，歷時一年半，具有權威性。
然而，很多學者認為，報告了無新意，為何此時對中國提出警告？佐利克說，因為正值中共領導班子轉換時刻。習近平今年將從胡錦濤手中接班。
國企與政府關係深厚
眾所周知，國有企業在中國的能源、自然資源、電信和基礎設施等產業佔據主導地位，並能夠輕易地從國有銀行獲得低息貸款，還能迴避市場規則形成價格壟斷。而且，許多壟斷型國有企業的掌門人都是高層政治領袖的家眷，與政府的關係深厚。
報告認為，國有企業的這種主導角色必須被削弱，為私營企業讓路。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對國有企業加以監管，並應努力保證這些企業依照商業規則經營，而不是為了實現政治上的目的。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員還稱，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扭曲了國際競爭。而在國內，批評人士則抱怨這些企業抑制了國內競爭，利用壟斷帶來的利潤擴張到其他行業，例如房地產，而上交給國家的紅利卻很少，國企虧損了納稅人賠，而賺了卻是自己的。
中國利益集團強烈反彈
不過，這份報告在中國引起巨大反彈。根據幾位參與討論的人士說，甚至早在發佈之前，報告就已經受到了管理國有企業的中國官員的激烈反對。
《華爾街日報》援引報告的作者稱，報告的許多內容引發中國高層不滿。據稱，掌握著管理國有企業權利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經對報告提出了激烈批評，並宣稱將使相關改革建議「胎死腹中」。
就在佐利克28日在北京就報告舉行記者會時，一名自稱「中國獨立學者杜建國」的男子進入會場，散發傳單並高聲抗議，稱佐利克領導下的世界銀行有關中國結構改革的建議是禍害中國的「毒藥」，加劇了中國目前已經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但設在華盛頓的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不贊同指責世界銀行應為中國貧富差距負責的觀點，「毫無疑問，中國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是一個重大失衡。」他說，但妥善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靠經濟措施，「經濟問責制形式的政治改革可能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方式。」
很多西方媒體也預見報告會引起反對。《華盛頓郵報》報導認為，「報告列出的很多改革步驟很可能要遭遇中國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之強烈抵抗。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執政黨共產黨、政府官僚機構、以及有錢有勢的國營行業。假如很多改革措施獲得採取，他們的權力就要被削減。」
「美國之音」報導也認為「相對佐利克而言，還是中國民眾談論自家的事情最不外交辭令。已經有許多中國人說，想讓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參與改革，支持改革，削減自己的既得利益，等於是『與虎謀皮』、『從狗嘴裡搶肉包子』」。
中共內部角鬥先兆
經濟學家胡星斗告訴德國之聲，他看到了學者和利益集團的一場「角鬥」。德國記者澤林則認為，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的權威機構和世界銀行的合作值得關注。這多多少少也暗示了中國政治高層內部正在進行的一場權力鬥爭。
澤林觀察到，在過去幾年中，這種內部權力鬥爭的跡象愈發得以顯現。「在如何領導中國繼續發展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立場出現。這些立場也正漸漸的被公佈於眾。」
像胡星斗和澤林這樣觀察人士都一致認為，中國一黨制下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博弈，讓人們無法預測像《2030年的中國》這樣的報告究竟能促成怎樣的實際性轉變。這取決於中國執政層中的改革派能否戰勝保守派。
「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概念。根據該行2008年確定的收入分組，人均國民收入介於900美元與1萬1,000美元之間的國家都屬中等收入國家。據中共政府報告，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目前約3,000美元。
從各國發展情況來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世界性發展難題。突破「貧困陷阱」而進入「中等收入」並不難，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50～70年代均快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將集中爆發，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貧富分化嚴重，腐敗多發等，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真正能夠突破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寥寥可數。直到2007年，上述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達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沒有成為發達國家。
成功典型：日韓「痛苦」改革
不過，亞洲幾個國家在「二戰」後順利跨越這道門檻而成為發達國家。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亞洲四小龍等均在其內。日本不到10年完成這一突破，大大快於歐美發達國家。而韓國也只用了約12年。然而，日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均進行了一系列「痛苦」改革。 日本首先破除經濟壟斷，強力打壓財閥：凍結了三井、三菱、住友等15大壟斷集團的財產，並通過法律嚴防這些財團復活；其次重視增加民眾收入和社保，特別是增加農民的收入；再者推行財產公示制度，鐵腕防腐等，僅僅經過7年努力，日本實現了國民收入翻番（翻倍成長）。
韓國同樣以破除壟斷、為市場經濟開路為終極目的，不但拿涉及鐵路、電訊等國企開刀，也對形成壟斷能力的財閥和私有大企業開刀，並著眼於改變「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局，以及提出「科技立國」戰略，從依賴外國技術成功轉型為自主創新主導；此外韓國從軍政府轉型，治腐治特權，包括權力陽光法，財政預算透明等，成功進入公民社會狀態。
這些改革都經歷了非常艱難的過程。例如，日韓財閥為獲政府支持，不惜重金賄賂政府高級官員，全斗煥、盧泰愚、金泳三，這些韓國前總統都不同程度地跟賄賂有染；而日本的田中角榮、竹下登、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樹等多位首相捲入腐敗醜聞，不過，媒體起了重要監督作用，法院秉公獨立執法，才使改革進行下去。◇
本文轉自266期【新紀元週刊】「焦點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68/1054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