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07日訊】上世紀80年代，我曾在趙紫陽領導下從事立法工作。每年忌日，我到紫陽書房緬懷，心靈對話。在與紫陽家人和老同事們議論中，回首一些當年事，紫陽務實開明的執政風格與理念，可見一斑。
力推價格體系轉型
1984年9月，紫陽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寫信，提出關於價格改革問題。他指出：「價格是最重要的經濟調節手段，由於商品比價不合理，要進行結構性調整。要改革價格管理體制，理順經濟的各項主要標誌是要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價格改革難度最大，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陳雲的覆信表示同意。
1984年10月，趙紫陽在啟動價格的改革時說：「改革總得過這一關，不付出代價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次把價格放開，也許會天下大亂，我下台。但三、五年後市場形成了，人民會紀念我。個人是無所謂的，但這種做法太冒險，國家和人民所承受的損失可能會太大。」
198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會議提出繼續深化改革，指出價格和工資制度改革需要有統盤考慮和系統方案。會後，中央組織有關部門研究此後五年特別是1989年的價格、工資改革和配套措施問題。
與弗里德曼探討敏感問題
1988年9月，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來訪。弗里德曼因創立消費函數理論、貨幣歷史和市場穩定政策，獲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貨幣理論影響了美國的經濟政策。在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採納他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取得成效。
9月19日上午，弗里德曼在北京科學會堂作題為《市場對社會發展的貢獻》的講演，孫尚清、陳岱蓀、吳敬璉、厲以寧、戴晴等30位學人參加。當日下午，紫陽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弗里德曼。
紫陽說：「在經濟學方面你是大教授，我是小學生，你多說，我多聽。」談到我國改革的情況。他說：「目前，價格改革已經提上日程，不是要簡單的調整價格，而是要形成價格體系的機制，由市場來決定價格。」「今年的通貨膨脹現象比較明顯，是多年積累起來的。如果不治理，放開價格就意味著物價上漲；如果上漲幅度大，人們的承受能力就有問題。無論是價格改革，還是治理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要解決企業的運行機制並提高效益。今後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價格改革、治理通貨膨脹、實行企業股份制，要解決這三個問題的難度不小。但是，中國改革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弗里德曼說：「要抑制通貨膨脹，只有約束貨幣供應量，在中國就是要少印鈔票。如果儲蓄利率低於通貨膨脹率，人們就不會去儲蓄，企業就會因為利率低而爭相到銀行貸款，這種不考慮經濟效益的投資是一種浪費。如果把利率放開，完全由市場調節，鼓勵人們去儲蓄，也可以避免浪費性的投資。從美國、日本的情況來看，放開價格，實行價格改革，並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紫陽說：「我們不打算採取控制個別物價的辦法，而是要通過管理貨幣流通量來控制通貨膨脹。正如你所說，要利用銀行機制。但是，中國的銀行改革剛開始，很難像西方那樣，通過抽緊銀根控制通貨膨脹。國家銀行必須同國家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現在抽緊銀根，可能會使農業被抽緊，而重複建設卻並沒有被抽緊。」
弗里德曼指出：「這是由於政府部門在上層控制了權力。」
紫陽說：「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控制，一方面是銀行本身的職能不合理。」
弗里德曼列舉了南斯拉夫、印度等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改革關鍵的是不要半途『膠著』，這樣反而會使問題更為嚴重和持久，對國家和人民的損失就更大。」
9月30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
經濟改革必然觸及政治
1987年10月，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興利除弊，建立高度民主、法治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開始實行黨政分開，簡政放權，撤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政法委、中央各部委黨組，防止各級黨組織對行政工作的不當干預。
1989年4月，耀邦去世，首都知識界走上街頭,將「爭民主自由，反腐敗，要求加快改革」的廣場運動推向高潮。5月中旬，紫陽堅持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被鄧小平等強硬派拒絕。「六四」天安門廣場被軍方血洗。紫陽與弗里德曼的經濟高端對話，被官方解讀為「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而作為「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迫使紫陽下台的理由之一。
弗里德曼寫道：「趙紫陽作為總書記，不是為了毀滅共產黨。他深信擴大市場機制的運作會帶來經濟增長，從而鞏固黨的權力與穩定。他不認為黨因此而要控制經濟發展的細節，而是為了黨，他們要改進人民的生活與福利。我同意他相信的多種市場機制會改進民主，並不同意這會同時鞏固黨的地位，但我對他的誠意卻深信不疑。」（1993年10月，弗里德曼再次訪華，我聆聽講演，被他對宏觀經濟深入淺出的解讀深深吸引。）
反思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2004年9月10日，安志文（原國家體改委常務副主任，紫陽兼任主任）衝破阻力，到富強胡同探望軟禁中的紫陽，探討社會問題的要點如下：
──當前的經濟形勢不錯，但社會問題很多，這是只改經濟體制，不改政治體制的跛足改革造成的後果：一是腐敗，雖然年年反腐敗，但腐敗還是在發展；二是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過大，兩極分化。我國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是聽任問題發展，成為權貴的市場經濟；二是搞好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到底出現哪種後果，取決於是否搞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社會問題積累，最後可能出亂子。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階層分化，出現不同的利益集團，作為政府的公權，應當解決社會公正問題。現在很多部門用行政權力為自身的部門利益服務，這就把公權為某個利益集團所用。總之，民主問題不解決，長治久安不 了，搞不好的話，就會出現權貴市場經濟。要解決民主問題，就得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搞好市場經濟，也得靠這一條。關鍵是民主，要讓人講話，不能搞輿論壟斷。
（完稿於2012年6月3日「六四」23週年）
附圖
（攝影：俞梅蓀）
《縱覽中國》首發，2012年6月2日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6008
《參與》www.canyu.org/n50944c10.aspx
《新聞與思考》www.xwsk.net/zlzg/topnews/12060116413900000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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